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这些年的发展可谓风生水起。它通过多元发展布局务实推进，出版了诸如《大数据时代》、《爱哭鬼小隼》等一大批风格新颖、在市场上畅销的精品图书，得到社会好评和市场肯定。在推动主业规模效益稳步增长，品牌影响力扩大的同时，集团坚持以弘扬先进文化、出版精品力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确保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双效统一”。

　　“在实践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出版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童健说。在他看来，出版单位虽然都已经转企改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转企改制并不意味着其“文化”本质属性的改变。“出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出版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文化责任。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出版企业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意识形态属性贯穿于产业发展中，确保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轨道上健康运营。”童健说。

　　在作为规范公司行为根本准则的公司章程中，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明确提出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要“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明确“集团公司归口省委宣传部领导和管理”，“集团公司总裁班子为集团公司经营管理执行机构，在集团公司党委和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集团要求所属出版单位制定章程时要专章列明出版行为规范。

　　在构建“双效统一”的考核体系方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做法更值得借鉴。他们将社会效益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对出版单位获得国家级奖项、完成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的，给予单项加分，对出版单位发生导向问题和严重编校质量差错，在党风廉政建设、队伍建设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的，给予单项扣分。去年，集团继续加大了社会效益考核比重，对社会效益指标总加分不设上限。在完善经济效益考核方面，在设置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基本指标的基础上，结合集团发展战略规划和企业经营目标，设立市场图书销售收入、新书品种、库存周转率和库存年限比例等分类指标；按照分类考核原则，对由于专业分工、历史积累等原因导致经营比较困难、收入相对偏低的出版企业，在完成集团下达的主要预算指标和重点出版任务的情况下，通过调节系数调整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

　　在优化选题方面，集团建立双重三审机制：各出版社申报选题之前，必须经集团资深审读员初审、出版管理部门负责人复审、分管副总裁终审，对存在导向问题的选题坚决予以撤销；各出版社实行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三审制度，明确内容质量问题由社长负总责，总编辑为第二责任人。在图书质量管理方面，建立出版社为主导的双重编校检查机制，对专业类出版物实行社内相关专业编辑交叉审稿，对重点图书增加专家审稿把关环节。

　　集团还坚持做强主业，加强对重点出版物的扶持和少儿、文教、生活、经管、文学、艺术六大产品线建设，充分激发各单位积极性创造性。从2010年起，集团每年保证1000万元以上用于重点出版物、畅销书、“走出去”项目的开发生产，其中对重点出版物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从原来的600万元左右提高到800万元左右。（经济日报记者 金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