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最新统计分析报告，7月份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保持在第五位，市场占有率刷下纪录新高至2.34%。尤其在亚洲地区，人民币采用率快速上升至33%。按照SWIFT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多个亚洲主要市场在支付中国内地及香港跨境款项时，以人民币支付的款项在价值上实现两位数增长。如此形势代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提速，更彰显出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逐级提升。

　　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逐步提升和壮大

　　无疑，作为一国国际地位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国际金融话语权并不仅仅体现在该国货币在国际经常贸易与资本项目领域的占有率和认可度，还应包括一国政府在国际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表达金融思想与政治立场、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国际金融资产的市场定价，在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动态博弈中施加政治、经济及金融影响，以及获取最大化国际金融利益的综合能力。简言之，国际金融话语权可以被分解为一国货币对国际贸易标的物的定价权，以及一国政府对国际金融事务和国际金融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金融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对重大国际金融议题的设置权和审定权以及对国际金融活动中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

　　从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GDP生产国，再到超过美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经济体量的壮大在彰显中国对世界经济渐次强烈影响能量的同时，也必然驱动着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合理的诉求。

　　仅以最近7年时间而论，在日渐强大的经济能量支撑之下，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确有了大幅度提升和壮大。金融危机中，中国有效参与危机救助，同时通过G20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还成为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全面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中，除了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央行副行长朱民先后出任两大机构副行长和副总裁外，中国在IMF和WB的投票权重双双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发起成立了“金砖银行”以后，中国还牵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多达57个。

　　国际金融话语权配置依然极不均衡

　　与国家自身经济能量以及在全球所担当的角色相比较，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还十分微弱。在许多国际金融论坛上，中国还只能“被动”发声，很多的金融游戏规则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虽然中国金融业看似规模庞大，但在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报价银行名单中，却没有一家中国银行；尽管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但其价格与价值非常容易受到美元的扰动；不仅如此，中国自有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十分式微，金融资源定价与安全程度极易被人摆布。

　　放眼全球，国际金融话语权配置的极不均衡性是中国必须接受的现实。目前，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介于其间的日欧等部分发达国家拥有相对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不错，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实力有所衰减，美元独霸全球的格局受到不小的质疑，但美国金融体系具有自我纠偏和自我完善功能，而且全球还找不出能与美元抗衡的法定货币，因此，美国国际金融话语霸权在危机中并没有遭遇实质性的消减。这样，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持自己金融霸权上的强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仍然是由美国垄断的单极形式。中国还需面对的是，作为牙买加货币（美元本位）体系之下世界金融格局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在获取金融话语霸权的同时，还能获得“天然盟友”欧盟与日本的呼应与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的“油门”还需加大

　　人民币国际化理所当然的是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核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说法，尽管人民币日成交额已经进入全球十大交易最频繁货币的榜单，但在全球外汇交易总量中只有2.34%，同时中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占全球贸易总量比重也仅有0.1%。因此，中国政府还需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油门”，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平台，扩大货币互换国的数量和规模，境外发行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债和企业债，以及提高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结算比例等等。

　　抓住牙买加货币体系改革以及调整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呼声日盛的时机，中国政府应当从战略上推动自己在IMF和WB中地位的有序提升。从目前来看，美国依然在两大组织中分别把持着16.5%和15.85%的投票权，其对IMF和WB的任何重大事务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结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仅凭中方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因此，中国只能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大范围地联合广大的非话语霸权国开展与话语霸权国的对话、沟通，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求得局部突破，最终收到渐次改变的效果。

　　除了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推动“10+3”格局中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之外，中国还拥有更宽阔的区域合作金融契机从而可拓展金融话语权的微观空间。

　　内外力量比较而言，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基本能量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内部制度与政策的优化，比如强力转换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以此矫正和颠覆“中国出口和储蓄，美欧进口和借款”的双边经贸模式，进而从根本上改写和破除中国在全球金融构造中的附属角色和地位。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