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看，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重视需求管理，以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十分必要的。从中长期看，我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结构调整上，通过加大供给调整力度，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达到与需求相适应的新水平。面向新常态，只有注重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才能巩固经济稳定向好势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增速更稳、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加强预期管理，防止需求收缩自我加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若与短期需求收缩等因素叠加，市场预期将会恶化，导致需求收缩自我加强。因此，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今年已确定的基建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以稳定市场信心。央行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前提下，应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释放信贷增长空间，同时要高度重视结构性工具的使用，防止局部风险的爆发和传导。在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速度过低和过高都不利于结构调整的推进，必须综合国际环境和国内供需条件，预先确定GDP季度增速的短期调控区间，准备好预案和政策储备，以保持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定力。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稳定投资需求。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努力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较高增长，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要加快实施已确定的172项水利建设项目，加快推动8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在乡村公路、行政村聚居区道路硬化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在尽可能地补上农业现代化“短板”的同时，发挥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持久动力源泉，大规模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迁移、集聚和安居，意味着庞大的城镇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要按照中央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地下管网、生态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切实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充分释放巨大投资潜力。

　　加快过剩产能退出和资产重组进程，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以产能调整带动资产重组，是重塑增长动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推动产能调整，需要破除市场功能与行政手段之争，利用好市场机制对产能调整的倒逼作用和行政监管的促进作用。要实施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整合各种企业退出支持基金，支持企业减产转产，规范破产清算政策，健全风险应对预案；着力创新行业管理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创业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中国经济升级发展根本靠改革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关键也要靠深化改革，消除束缚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激发了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有力支撑了经济稳定增长。当前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策落地，特别是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企业松绑，为创业创新提供便利，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业热情和创新细胞活跃起来，不断汇聚成推动发展的巨大动能。

　　培育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巩固经济向好基础。资本市场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高效的投融资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强化市场监管，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市场化约束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推动经济提质增效。新时期，面对发展环境变化和阶段转换，需要我们着力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当今世界，不少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初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很大，而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装备水平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端，性价比高，综合配套能力强；同时，发达国家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拥有高端装备技术。当前，要以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大力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有效化解我国过剩产能基础上，倒逼我国产业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