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锋

　　近段时间，一度省管干部空缺300多人的山西官场，重建动作频频。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对霍晓琴等3人进行拟任公示，1人拟任省直正厅级非领导职务，2人拟任省直副厅级非领导职务。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了涉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监察等多个系统的39名拟任厅官，这是山西官场同时拟任命人数最多的一次。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的秘书杨军说：“现在各项工作刚刚铺开，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调整和思考。”

　　大量职位空缺

　　2014年，在13人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名被调查，此外被调查的还有2名省级官员。全年处分市厅级官员45人、县处级官员545人，累计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已有5名市委书记和2名市长落马。此外，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交通厅、煤炭工业厅、地质勘察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多个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也先后被调查。仅山西省管系统，干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公开报道显示，太原市一个“城中村”村主任的问题，就牵扯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房管局长、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区规划局长等多名领导干部。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被立案调查前夕，还收受了一套在三亚的价值280万元的房产，被立案调查当天，兜里还装着1万欧元受贿款。

　　山西省纪委常委郝权介绍，该省交通厅党组原厅长、党组原书记段建国，平日里就把纪检组的监督看成是“和党组唱对台戏”。当纪检组长对一些干部提出廉政要求时，他说：“不要听他瞎诈唬，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长期在山西从事纪检和组织工作的山西医科大学纪委书记顾昭明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的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了，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官员不按潜规则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在严查腐败的同时，王儒林表示，在从严治吏中，山西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输入“晋外血液”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内选县官”的惯例，从陕西省调入2名“70后”县委书记。这被认为是净化山西政治生态、重建山西官场的一次尝试。事实上，在2014年，中共中央就针对山西省委、常委这个群体，输入多名“晋外干部”。

　　这一年，中央除了从“无老虎”的吉林省将王儒林调任山西任省委书记外，还有7名晋外官员奉调入晋，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楼阳生，任职山西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任省纪委书记；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任太原市委书记；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任山西省副省长；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任省委组织部长。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组成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换血”。

　　有评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地调动，从全国范围选派得力高官进入山西，一方面可以尽快填补被查官员留下的空缺，确保山西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跨地任职、传统的“五湖四海”干部任命形式，也有助于尽快优化山西政治生态，根除当地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

　　不过，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山西政治生态的破坏，难以靠异地空降根本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造成的影响，但只能说减缓了腐败蔓延的速度而已，改变政治生态太难”。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

　　除了官场整饬外，山西经济的持续低迷也颇受关注。2014年，山西省GDP总量为1.27万亿元，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成绩，4.9%的GDP增速则跌至31个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经济增长更是降到了2.5%。

　　有评论指出，在“一煤独大”的大背景下，虽然山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但时至今日，调整的效果仍不明显。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会见香港媒体高层参访团时提到，现在煤炭已经走到“不主动革命就要被革命”的阶段。山西遇到的困难，不是比其他省的GDP多下滑几个百分点，而是造成增长乏力的结构性问题。

　　王儒林坦言，资源型经济的省份调结构、转方式不会一蹴而就，压力将长期存在。2015年，山西省将着力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实现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也好，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王儒林说。（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