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能源格局悄然变化，已经到了足以重塑21世纪地缘政治形势的新阶段。我国如何才能洞析世界能源格局变化，把握好国际合作契机，不仅仅关系到我国在世界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会大大推进国际能源新治理体系的形成。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的G20峰会将是达成国际能源治理的重要时间点。中国“ 一带一路 ”的倡议、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乌克兰危机引起的俄罗斯变局，是撬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重组的四大新变量。

　　王文认为，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撬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重组的四大新变量之首。201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 一带一路”规划，希望通过从政策、设施、贸易、金融、民心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加强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从能源治理的角度看，这五大领域可以整合为金融体系、基建网络、区域治理这三个抓手，实际上就是通过能源金融、油气管网、输电走廊、能源通道、多边能源合作平台等基建与渠道，重新塑造全球能源新格局。可以这样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能源消费量增长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持续推进，正在降低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2014年，美国已成为能源出口国，中东需寻求新的买家，这再次加剧了能源供应格局的改变，全球能源市场重心东移向亚洲。

　　而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加深，美欧对俄罗斯实施金融与能源制裁的持续发酵，使俄罗斯财政雪上加霜，能源产量受挫，能源项目面临困境，俄罗斯逐步将能源发展中心转移向亚洲。由此也能看出，世界新能源格局重心东移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但我们应该看到，中亚、俄罗斯和亚太等国家的能源金融制度并不完善，在油气贸易本币结算、能源定价上都缺乏话语权。这就需要从能源资源投资、全球能源定价、人民币国际化等角度，重新建立成熟的能源金融体系，把能源上中下游领域的能源开发中心、加工炼化中心和市场中心整合在一起，塑造符合新兴经济体未来的能源金融体系。

　　对此，王文指出，建立能源金融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要透过透明度高、具竞争力和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市场，共同维持能源市场稳定，而这样的体系和市场需要能源合作和完善能源治理原则等来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则认为，在宏观层面上，能源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合作领域，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页岩革命”使美国在本世纪能源尤其是油气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对全球油气产业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也是全球油气资源富集地之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有利于我国布局未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能源产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

　　第二，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主要指向优势技术出口、资源获取、开拓战略纵深和强化国家安全等战略问题。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且进口渠道较为单一，而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还不够稳固。在此现状下，“一带一路”新增大量有效的陆路进口通道，对于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

　　第三，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金融紧密相连的，因此“一带一路”中的能源合作战略也和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油气贸易一直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因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量巨大，同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需要借助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来维持中东秩序的相对稳定。

　　同时，王义桅强调，页岩气革命已经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油气生产大国，能源自给率大幅提高。对美国而言，中东石油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甚至未来美国从中东事务中完全抽身也不无可能。在这种变化及预期下，中东国家急需身为中东石油最大进口国的中国来接替美国。同时，中国也需要借助与中东国家日趋紧密的油气及其他领域的投资贸易合作，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综上所述，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区域内国家出于彼此的能源互补性与维护地区安全的强烈需求，加强能源合作是必然选择。因此，未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统一的能源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当然，亚洲能源金融体系的重组，不可能单方面完成。需要非亚洲区域的大国合作与协调，也需要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宪章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新兴国际需要有一个表达利益诉求平台，而发达国家需要保持在能源市场上的基本利益，国际市场则需要维持一个自由竞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悖论都是G20领导人需要讨论的触碰点，也是重新塑造国际能源新治理体系的重要契机。”王文认为，这个契机的最好载体是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倡议，最好时间点是2016年的G20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