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当中美发生争吵，国内便会展开热议：中美如何避免跌入或者怎样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笔者认为，所谓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是艾利森通过简单历史类比而对中美关系进行的粗浅而过度的解读，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也没有现实意义。

　　“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滥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撰文。在文中，他以斯巴达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隐喻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崛起国必然会挑战主导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此后，他以此提醒美国人警惕中美爆发战争的风险，并预言中美大战可能会在2014年爆发。

　　显然，艾利森预言并未成真。但是，他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舆论——学界、媒体、公众对中美关系的习惯性认识。

　　其实，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艾利森只不过是通过简单粗略的历史对比论证“修昔底德陷阱”，论据苍白无力，这种说法本身能否成立都非常值得怀疑，更遑论被用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

　　第一，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英译本比较粗略，艾利森很可能误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

　　艾利森将斯巴达和雅典走向战争的过程概括为：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具体来说，雅典迅速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对雅典崛起做出战略反应。威胁和反威胁产生了竞争、对抗和最后的冲突。

　　熊文驰根据古希腊文将修昔底德的观点译为“我认为，最真实的、也是最没有说到的原因是，雅典人变得非常强大，以及由此斯巴达人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必然爆发。”据此，他指出斯巴达并非从一开始就对雅典崛起心怀恐惧，更大程度上，崛起后的雅典因其不明智的战略打破了与斯巴达之间的海陆均衡才引爆霸权战争。这一观察更符合修昔底德记述的斯巴达和雅典关系的演变。

　　因而，霸权决战并非不可避免，它之所以发生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明智战略的恶果，而不宜简单归因实力增长导致的恐惧。

　　第二，艾利森对近代以来权力转移历史的认识并不准确，因此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说难以成立。

　　为了佐证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观点，艾利森称美国通过战争威胁迫使英德两国接受其在美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以美国调停英国与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为例，英国将野心勃勃的德国视为更紧迫的威胁，才在自身利益得到充分照顾的情况下，默认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此外，艾利森声称历史上存在的权力和平转移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大国对自身政策和社会态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此，詹姆斯?霍姆斯质疑：“一战”前英国面临德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对手，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于德国并在拉丁美洲排斥英国影响，日本在远东与英国也不乏争执。美国和日本均未进行态度和政策的重大调整。但是，英国为何单独与德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对这一关键性问题一直未作回应。

　　第三，所谓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因忽略历史发展、罔顾当今世界现状而缺乏现实意义。

　　一方面，当今世界与修昔底德时代远隔数千年，国际关系规则和竞争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改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与核武器的出现基本上排除了大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21世纪的国际体系因此更具有稳定性。

　　另一方面，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希腊人总体上认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一战前，大多数欧洲人不仅没意识到战争会造成巨大破坏，甚至认为一场大战对于社会是健康和有益的锻炼。然而，这种乐观态度在一战的废墟中灰飞烟灭。艾利森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类比当前中美关系显然忽视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深重恐惧和对和平的极度渴望。

　　此外，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前提是中国将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并不符合中国当下谋求和平发展的实质意图。

　　综上可见，所谓霸权战争宿命论与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并非真实存在。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旦任由这种错误认知塑造世界舆论，使其成为一种共识，就很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学理上批驳“修昔底德陷阱”说，更应严防中美关系为这一谬论所绑架，继而殃及未来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模式。（陈永，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