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经济格局演变、全球化动力转换和规则重构是其中的三大突出表现。总体来看，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背景下，原有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国别分化反而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尤为突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刻。

　　 “南北失衡”的突出表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3年世界经济总量达到75.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46.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9.4万亿美元。照此计算，二者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61.1%和38.9%。从过去20多年的演变来看，由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超过发达国家。

　　但是，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0186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近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和马来西亚(以下简称“新兴7国”)1990—2013年人均GDP由627美元提高到4555美元。尽管如此，新兴7国人均GDP目前尚不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以下简称“发达7国”)平均水平的1/10。从国别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相当于印度的34.1倍，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35.4倍。总体看，“南北失衡”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环境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发达国家应为此作出更多努力。

　　日渐分化的贸易投资增长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30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为通过对外开放寻求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制度保障，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新兴7国为例，1990年平均出口依存度仅为9.8%，2000年提高到21.7%，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22.6%；同期，外资净流入占全球的比重也由4.1%提高到5.9%和27.8%。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了新变化，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JEPA)等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区域大型经济一体化谈判加快推进。由于其实行高度自由化标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无法直接分享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机遇，甚至可能受到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的冲击。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双边或次区域自贸区建设，但难以完全对冲TPP、TTIP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分化态势已初见端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0.74%的历史较低水平；发达国家的逆差幅度逐年缩小，2013年甚至由负转正，达到0.34%的较好水平。另外，新兴7国的出口依存度、净出口份额2010年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获益程度逐渐降低，发达国家则出现好转迹象。目前，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已接近尾声。随着这些协定正式生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为艰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创新资源的巨大差距

　　在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国际贸易投资增长放缓和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背景下，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正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1年全球研发支出超过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高出2000—2010年年均增长速度达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力度也明显加大。

　　但是，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依然占有绝对优势，掌握的创新资源显著超过发展中国家。2011年，美国以全球4.4%的人口掌握全球28.1%的研发支出资源，人均水平相当于印度的112倍。研发人力资源实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按照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计算，日本的人力资源实力大约达到5160人，分别相当于印度、印尼的22.4倍和13.5倍。综合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将长期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但在创新竞争和保护主义日趋加剧的环境下，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二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势必继续加深。这将为世界整体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前景蒙上阴影。

　　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能否安全有效利用互联网已成为影响各国综合竞争实力的关键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全球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由2004年的32亿台增加到137亿台。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7国占有67%，仅美国一家就占36%。从每百万人拥有的安全服务器台数来看，印度、印尼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4‰，新兴7国也只有发达7国平均水平的1.3%。2013年，发达7国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达到83人，印度、印尼都不到16人，新兴7国平均只有33人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仍然没有搭上互联网的高速列车。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数字鸿沟”，将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艰难的“规则重构”进程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甚至支配地位。近20年来，虽然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得到相应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揭示了全球治理规则的重大缺陷。此后，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包括主要新兴大国在内的20国集团(G20)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维护自身规则制定主导权的努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仍然十分艰难。

　　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决定增加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该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达到与其占全球经济比重较为接近的水平。由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实施最终取决于美国。但4年多过去了，这一改革方案仍未得到美国国会批准。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在多边或区域贸易安排中试图引入竞争中性、劳动标准、国有企业等新的规则，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不改变，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就将长期存在。赵晋平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