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将会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力，凝聚起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地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

　　2015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之年。近日，习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要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将会有哪些特点？面对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宏观调控应如何发力？带着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研究员。

　　“十三五”开局之年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波动态势

　　《经济参考报》：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您认为，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明年的宏观经济波动态势有哪些新特点？

　　刘树成：2016年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波动态势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14.2%的高峰之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2010年经济增速略有上升，达到10.4%，但总的看，到2015年，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之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并不是以近10%的高速直线增长的。从经济增长率波动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三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

　　第一次上升是1982—1984年。GDP增长率从1981年5.2%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2%的高峰。

　　第一次回落是1985—1990年。GDP增长率从1984年15.2%的高峰，回落到1990年3.8%的低谷，下行调整了6年。

　　第二次上升是1991—1992年。GDP增长率从1990年3.8%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

　　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GDP增长率从1992年14.2%的高峰，回落到1999年7.6%的低谷，下行调整了7年。

　　第三次上升是2000—2007年。GDP增长率从1999年7.6%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2%的高峰。

　　第三次回落是2008—2015年。GDP增长率从2007年14.2%的高峰，回落到2015年7%的低谷，回落7.2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8年。是上述三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

　　“十三五”时期经济走势存在四种可能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经济走势与此前的高增长时期相比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刘树成：对于“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经济走势，我认为大约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一路下行。由7%，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或更低。政策含义：宏观调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而使下限不断下移。

　　第二种可能性，一路走平。在7%左右一路走平。政策含义：继续守下限。

　　第三种可能性，重返10%以上的高增长。政策含义：强刺激。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为什么又把它作为第三种可能性呢？因为现在有人不愿意讲“回升”，认为“宏观调控只为托底，不为抬高”。如果你说经济增速会出现回升，就说你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长的老路。所以，这里就作为第三种可能性单列出来了。

　　第四种可能性，遵循经济波动规律，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之间正常波动。

　　我主张要争取以上第四种可能性，但这并不容易。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经济参考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但也有人将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真是一路下行，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刘树成：对于这种片面认识我们应予高度重视，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其一，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将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难以实现。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到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长率的边缘。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从2015年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会降至6.7%以下。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不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了。

　　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说，由于2011至2014年这4年增速较高（分别增长11.4%、10.7%、9.3%和9.2%），按照翻一番的要求，从2015年起和整个“十三五”时期，只需年均增长5.2%。一般说来，这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将使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面临风险，特别是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

　　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5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5%、7.7%、7.7%、7.4%，2015年暂按年初经济增长预期目标7%估算），“十三五”时期，GDP需年均增长6.5%。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GDP增长将一路下行到6%或更低。若这个下行较缓，“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不低于6.5%，则GDP翻一番的目标仍有可能勉强实现。若这个下行过快，使年均增速低于6.5%，那么GDP翻一番就成了问题。即使翻一番勉强实现，但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一条从2007年之后至2020年长达13年的下行轨迹。这将造成一种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预期，极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

　　其三，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2015年1-5月累计，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财政收入仅增长3.1%。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说，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

　　为“十三五”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积蓄力量

　　《经济参考报》：2012、2013、2014年的3年，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宏观调控每年都采取“微刺激”与“保下限”政策，打了3次“下限保卫战”，每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即“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您认为，要摆脱这种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十三五”规划应重点从哪些主要方面入手从而找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刘树成：要摆脱上述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简单的放松政策、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等在短期层面所能解决的。当然，也不是靠“大水漫灌”、“喷灌”、“滴灌”。我们不能仅就短期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去争论，不能仅就宏观调控是该松还是该紧、是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去争论。同时，也不是靠简政放权、仅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所能解决的，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下滑惯性。当务之急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解决，也就是要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解决，寻找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从而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以及2016年初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将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其中，特别是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将会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力，凝聚起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其中，相关的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第一次上升过程中，1982—1984年，正值“六五”时期的第2、3、4年；在第二次上升过程中，1991—1992年，正值“八五”时期的第1、2年；在第三次上升过程中，2000—2007年，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1、2年。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这样，2015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地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

　　现在，人们常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期，即新的政策探索期，是“四期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