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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者眼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激情燃烧的岁月

  • 发布时间:2015-06-26 10:16:00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原标题:(抗战胜利70周年)(雄关漫道·战火仁心——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系列报道之二)激情燃烧的岁月——史学研究者眼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张攀): “记者:我想问一下,前面那块碑当时是因为什么缘由立的呢?工作人员:黑色的那块吗?记者:对,对,就是有雕塑的那个。工作人员:不太清楚。好像是四年前吧,好像是……。”

  如今的图云关,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已成为游人如织的森林公园。可那段发生在密林中的故事,却已少有人知。上述提到的雕像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在不远处分别竖立着“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和英国女医生高田宜的墓碑。

  今年84岁的彭鸿书是土生土长的贵阳人,每到图云关,他都要到纪念碑前凭吊一下,也会与身边的人反复讲述国际援华医疗队在图云关的故事。回忆年轻时的自己,彭鸿书说他经常到贵阳市中心的百货公司门口,听老人们天南地北地“侃大山”,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援华医疗队,“都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没事儿了就在贵阳喷水池旁百货公司的门口摆龙门阵,就是讲故事。我就到他们当中去听他们讲,当时听到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字还很陌生,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们就讲,但是说得并不全面,东一点儿,西一点儿,这都是好多年以前了,现在我问的那些人已经都不在世了。”

  自此,有心的彭鸿书开始搜集关于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历史,并陆续发表文章《“黔南首关”图云关拾遗》和《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一件轶事》。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要让贵阳人,甚至全国的人知道,在贵阳的图云关曾经有一批外国医生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除了像彭鸿书这样的民间“史学家”以外,近年来,贵州省官方也开始着手研究档案历史资料,还原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这其中就有贵州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忠。2004年,史继忠系统整理和研究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的相关历史资料。研究过程中,他本人也被国际援华医疗队无私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大家知道在外国,医生最吃香,也是最富裕的职业之一。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工资,最高的严裴德工资300块钱一个月,一般的大概是150块钱左右。在战地服务,(条件非常艰苦),他们要越过(日军)封锁线,翻山越岭,有车就搭货车,搭军车,搭煤车,没有车他们就骑马,就步行。

  在史继忠看来,每一个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都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跨越文化与国境的障碍,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践行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当时的医疗器械很少,他们就用竹子、木头制作手术台、夹板、担架。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在中国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安危,忘我地在中国工作,整整六七年,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的妻子,作为护士与国际援华医疗队共事多年的张荪芬在《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我们商讨如何改善医院的工作条件,建议利用竹子多的条件……没有很多时候,一排排宽敞简陋的竹房集纳起来了。一头是一大间明亮的手术室,手术台何其他设备都是用竹子做的。我们用纱布挡起了墙壁和门窗,创造了起码的消毒条件,可以进行小手术。”

  前人的探索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5年,年轻的戴斌武到四川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他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历史研究和还原作为了自己的论文课题,并暗下决心,要把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国际援华医疗队历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组织,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党派之分,它与国际接轨,又是反法西斯战争国际阵营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一个史学爱好者来说,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扎实。”

  搞史学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收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原始档案的文字缺失严重,较真的戴斌武就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反复核对。另外,历史档案资料分布零散,他就从贵阳跑北京,再从北京跑南京,几乎把全国的历史资料档案馆查了个遍。在戴斌武看来,做史学研究不是写回忆录,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人的尊重,“对于援华队到底有多少人,史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当时在图云关的碑上面有21个人,这个肯定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有的说是20个人,有的说是26个人,有的说是30个人,所以我要从档案里一个个地翻。通过史实梳理,我证实了有34个人,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觉得是38个人。史学研究就是通过不断地收集资料,不断地完善,不断地达到客观公正。”

  戴斌武至今还记得他的导师和他说过,选择历史研究,就是选择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孤独之路。可他觉得,在对国际援华医疗队这段历史的发掘中,他获得了太多的力量和勇气,这条路他走得踏实而坚定,“你看这个救护总队里面的一些人物,像林可胜,救护总队队长;像周美玉,(护理学专家);像北大医学院、协和医学院、襄阳医院的很多学生,像一些华侨,他们放弃了非常优厚的家庭条件,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战地救护中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爱国,救死扶伤,人道,奉献,坚持。像我们这些出生于和平时代的史学工作者,更有责任有义务把先人们的丰功伟绩用文字记录下来,还历史一个真实。”

  目前,贵阳市计划在图云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上创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研究基地,戴斌武希望,到时能把贵阳市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关于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档案收集起来,整理成册后公开出版,“还有这个研究里有很多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这些国际医护人员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工作情况怎么样,子女怎么样,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一文中写道,“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许多许多年以后: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谨献给那些曾经满怀理想、炽爱的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们,以及为还原这段不朽的历史而奋斗的彭鸿书、戴斌武和史继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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