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普贤街社区集体资产股改试点调查

　　编者按 我省选择在成都温江区等10县市区启动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通过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资产量化、完善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激发四川农村发展新活力。

　　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权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等问题突出，沉睡的“家底”亟待理清，变为能让农民共富的“明白账”。国家尚未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各地都在探索改革，有的取得成功，也有的受制于现实困境。

　　今日起，本报推出《理清沉睡家底 激活共富股权·四川农村集体资产股改调查》系列报道，呈现我省正在推进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反映各试点区的探索和思考。

　　□本报记者 吴璟

　　“凭啥子1982年以后的就算原村民，以前的就不算？不公平。”陈宏斌和廖明德又争得面红耳赤。

　　“和你说了很多遍还说不通。”廖明德气鼓鼓地站起来，“懒得说了！”

　　63岁的廖明德和69岁的陈宏斌，都是阆中市普贤街社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成员，一个组长，一个负责纪律监察。

　　普贤街社区前身是保宁街道办事处城郊三村，1995年土地统征，村民集体变成居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曾经的农村衍变为城市的一部分。今年初，普贤街社区被定为该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首个试点单位，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需要完成清产核资，界定成员、折股量化。那么问题来了——以哪个时间点来界定成员？全村166户、571个村民，不同年龄、不同贡献，按哪个标准定持股数量？

　　资格认定

　　谁是原村民？从哪段时间算起？

　　6月8日，记者来到普贤街社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办公室。陈宏斌正在准备第二套方案：“反正我对第一套有意见。”

　　几个月前，村民大会选出代表，组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在廖明德的组织下拿出第一套方案——以1982年土地下户时原城郊村村民名单为准，确定原村民。截止时间定为1995年。“也就是说只有1982年到1995年间，户籍在村的人有成员资格。”廖明德解释，其间不论迁出、迁入，均按在村实际时间计算。

　　陈宏斌不赞同的是起始时间。“1950年土地改革，1958年建公社，1982年土地下户，从这三个历史变更时间来看，最合理的应该是1958年。”从建公社开始，所有村民向公社缴纳公益金和公积金，也是集体资产原型。

　　廖明德认为，陈宏斌的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追溯到1958年，根本找不到那时的人员名单、户籍资料。”而选择1982年土地下户，村民开始拥有土地使用权，也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当时土地承包人员名单以及户籍历史资料，认定起来比较可靠。

　　两种意见，在管理小组内部多次讨论。综合考虑，还是选择了第一套方案，并进行公示。

　　预料之中，部分原村民就有质疑。廖明德说，管理小组不得不挨家挨户进行详细解答。对部分态度较坚决的村民，还需多次上门做工作。

　　公示期结束，方案正式提交到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最终敲定，确认时间定为1982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

　　股权分配

　　将各种因素换算积分，按分数定股权

　　“不管你们咋个争，先把我的问题说清楚。”村民朱正禄的到来，打断了陈宏斌和廖明德的争论。

　　朱正禄是为确定两个儿子在村的实际时间来的，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股权分配。依据改革方案，成员需按户籍关系、土地承包情况、居住状况等获取“积分”，按分数高低获得相应股权。

　　计分规则早已进行公示，计多少分拿多少股（具体规则见图表）。按这一算法，朱正禄1978年出生的大儿子朱敏，因承包土地可得基础分60分；实际在村时间14年，加计28分；37岁年龄还可获6分加分，共计94分。但小儿子朱刚1987年出生，户籍却在1992年迁出，能拿多少分？

　　“这是特殊情况。”廖明德解释，土地统征时，考虑到村上老人及未成年人，余留下了18亩土地，最终演变成如今的2100平方米房屋及铺面。当时朱刚已没在村上，所以享受不到基础分，只能取得在村6年的加分，即12分。

　　朱正禄有些沮丧，但规则白纸黑字摆在面前，也不好再争什么。“老朱你放心，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会考虑，不会让你一家吃亏。”

　　廖明德坦言，股权量化要充分发扬民主，个别村民的特殊情况也要充分考虑，公平公正地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落实到户。

　　资产处置

　　是一次性卖光分光，还是“留鸡下蛋”？

　　按阆中市的改革方案，成员界定、股权量化后，下一步即成立法人组织，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民主管理和经营。但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大多数人想把集体资产一次性处理。”廖明德说。

　　一次性处理即变卖。村民们把“家底”摸得很清，包括250万元现金和2100平方米的房屋铺面，“房屋和铺面一年的租金收入才30万，但如果一次性处理，市值可高达1700万元。”

　　全村166户村民，有142户赞成一次性处理集体资产。

　　当然也有反对声。“养鸡下蛋，绝不能杀鸡取卵。”唯一赞成对现金和固定资产实行股份制，即成立法人组织来经营管理的是吴玉珍，在她看来，村集体资产全部为经营性资产，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

　　较为中立的观点，是对现金和固定资产逐年分配，有15户村民赞成。“如果以后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再做打算。”一村民说。

　　“政策允许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创新集体资产配置方式。”但廖明德也明白，“杀鸡取卵”不如“养鸡下蛋”，毕竟盘活农村资源，为农民持续增收才是改革最终目的。“我们很困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连线乡村CEO】

　　改革不是争资产而是让资产效益扩大

　　□吴恩福

　　（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书记）

　　戴着“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九星村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依靠改革，建立了一个九星市场。最开始我们股改采用的是“现进现出”的方法，对20%的资产按现行价格评估，再由大家出钱认购，得来的钱再分给老百姓。整个过程中，我们都秉承一个理念，那就是“改革不是争资产，而是让资产效益扩大化”。从最初的综合市场，发展成如今的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

　　如今，控股集团股东有两名，分别是九星村民委员会和上海九星社区股份合作社。除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外，还实现了人人有股份，从村民变成股东。去年，集团利润达3亿元。

　　【专家观点】

　　把选择权交给村民

　　□郭晓鸣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不管是成员界定还是股权量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公平性。如何实现公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村民自己，所以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把选择权交给他们。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权改革之后怎么办？也就是集体资产如何分配。普贤街社区居民想要一次性处理资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无法判断，继续经营是否会持续增值。但钱分完了，以后怎么办？

　　我们也观察到，有的地方股改之后，未能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改之前房屋是出租，改之后还是出租，大家会觉得没意思，还会增加管理成本。所以，政府部门要为改革试点村提供更多后续服务，包括出台新的产业规划、构建新的发展机制等，来盘活农村资源，实现村民收入稳定、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