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所表现出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反过来也如此。

　　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到在城市生活中没有自我的家？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逻辑中，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乡愁是因为城市的冷酷

　　记者：今年春节，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上被热转，他是您的博士生。在这一事件背后，有一个关键词叫“乡愁”。中国人的“乡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总是透出一种忧伤、无奈和愁绪。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晓明：磊光的这篇笔记，最初是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这个论坛叫“我们的城市”，借助市中心的艺术馆或书店，定期讨论一些问题。今年春节前的这一场，就以《回家过年》为总题，邀请了3个发言者，磊光是其一。乡愁其实只是这么一类人的愁闷：出身乡村，由于各种原因住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但时间还不很久，心智习性的城市化还不十分稳固，也就还来不及忘本…… 即便不是碰上春节，即便王磊光不写这篇笔记，只要这个群体在，就会有李磊光或张磊光，在别的时候，以别的方式，引发类似的广泛共鸣。

　　记者：古人之所以有乡愁，那是因为他在异乡；而今天一个人有乡愁，则是因为他在城市。这大概是今天的“乡愁”跟古人的“乡愁”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今天的“乡愁”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东西。

　　王晓明：对。恰恰是这样一个群体，现在起了“乡愁”。他们不仅痛感到乡村生态和人情的全面败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跟故乡格格不入：苦读多年，有了文凭，甚至也有了一份白领式的薪水，却依然活得紧巴巴的。既不能衣锦还乡，收获父老的赞誉，也难有“成功者”的威信，可以引领乡人，一起改造和拯救农村。

　　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那是不是就可以说，这其实并非古人有的那种缅怀故土、想归而不得的思乡之愁。如今的“乡愁”固然是因返乡和思乡而起的，针对的却是坐在城市里的这个自己，是这种既不能惬意于都市又早断了回乡之路的困境。至少我觉得，今天的“乡愁”，正凸显了大城市的势利和冷酷，令他们过早地明白了，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所挖掉的根

　　记者：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在城市已经稳定生活的中产阶层，可能最有“乡愁”的感触。他们的心理结构已经和城市社会同构了，但对应于原来的那个家乡以及曾经小时候的那个自我还在，而这样的自我无法在城市中安放。

　　王晓明：从你说的这个角度来看，“故乡”就是“过去”的代表。这种“过去”和“当下”的持续紧张，正构成一个人的精神丰富的基础。他如果能不断地发展这紧张，他的身心就不会偏枯于一面，就能保持多面的可能。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再怎么庞大的社会，如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一味追逐新潮，毫不在意地铲除旧物和记忆，它是不可能有长远的未来的。

　　可叹的是，这30年的新一波城市化，不但没有纠正过去历次城市化浪潮中过于鄙薄传统、轻易就摧毁旧物的弊病，反而朝着这个方向变本加厉：建筑空间首当其冲，生活习俗紧随其后，人的生活和情感也一同发生巨变。曾有一位美国教授这样说：“中国并非历史悠久之国。你看东西南北、城市村庄，到处都是大拆大建，一般人民更是追逐时尚，对历史一问三不知，如此持续抹除过去的国度，有何历史可言？”

　　记者：乡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不仅仅从农村出来的人有乡愁，几乎所有人都难以寻找到跟过去、跟自然的联系。

　　王晓明：我常觉得，在思乡这件事上，今日中国的城里人，是比乡下人更可悲悯的。今日上海的本地人，有多少还有旧居老街可以回去探访？十不存一吧！当在电视上看到返乡人风尘仆仆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上海本地人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更可怜，是连故乡都荡然无存、只能靠记忆摸索“过去”的无根族！

　　记者：城市化挖掉了很多人的根，首先就是城市本地人的根。

　　王晓明：历史者，来历也。一个人越是看得清自己的来历，他就越可能比较清醒，也就越可能少犯无知、狂妄和短视之错。“乡愁”的小爆发，正如你所分析的，表现了人们对丧失自己精神家园的普遍不安。

　　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

　　记者：人们想把心安在乡村、过去、自然，是因为大家生活在城市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多，诸如拥挤，残酷的利益竞争，人与人之间陌生冷漠，以及雾霾等。城市对于人的心灵来说，好像有某种“毒害”。

　　王晓明：上世纪70年代就有文化研究的学者分析过，像购物中心这样巨大的建筑空间，将市民除了上班、睡觉之外的几乎所有生活内容——吃饭、健身、购物、亲子教育、谈情说爱——密集地聚拢于其中，更将酒店、公寓、博物馆、办公楼、地铁站、公交汽车站等都嵌接在一起，仿佛是要将市民生活一网打尽！

　　购物中心这一类建筑正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凸显了城市化的基本性格：认定人乃万物之灵，以人的欲望为最高意志，相信人定胜天！正是这样的性格，令城市化一方面彰显出人类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一方面也持续助长人类自我中心的浅薄之心。

　　记者：城市化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是预设了一个“向前走”的逻辑，我们跟不上趟，就会有巨大的恐慌。同时，现代性还代表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分裂比较厉害，用一个词叫“异化”。是欲望，而不是心灵在驱动他。城市的这种生活逻辑，会带来什么呢？

　　王晓明：各地的城市化过程，不论其最初的动力来自何处，也不论其过程中有怎样不同的因素掺杂其间，都很难避免逐利逻辑的渗透，“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一个地方的城市化过程，如果是被这样的逻辑深刻支配了，各式的失衡，多半会等在不远的前面。

　　记者：现代城市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似乎就是形形色色的神经症。而大家有“乡愁”，有对过去的眷恋，有对自然的向往，有想寻找真实自我的渴望，就是一种警醒，警醒我们，城市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让人的精神受到了挑战。但既然已经这样，这个社会有什么办法来减轻精神和文化焦虑？站在今天的历史时间上，个体又可以做些什么？

　　王晓明：在今天，迫切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这里只能先说一个比较宏观的事情：真正的城市化之路，不能再是独自膨胀的，而应是城乡互动、一起进步的；它也不能再是GDP导向的经济独大，而应是多面平衡、资源共享的。借用一位日本建筑师的话，“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我们应该从过去、老家和故乡甚至只是记忆中的乡村世界里，去寻找那懂得天地之广大、明白人类之有限的智慧——这才是可以用来创造新的城市生活的资源。只有激活“过去”，才能重建它与“当下”的互动关系，才能由此创造真正的新未来。（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