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烨

　　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社科院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从2014年6月启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课题组听取了院士、经济专家、企业家、创业服务机构、政府官员等意见，在科学家中展开问卷调查与专访，形成了系列调研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领衔的专题报告“关于重大瓶颈、体制机制创新和配套政策研究”，对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如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了颇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上周发布，引发各方关注，企业、高校、市场机构等创新主体纷纷期待《意见》进一步细化并尽快落地。

　　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社科院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从2014年6月启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课题组听取了院士、经济专家、企业家、创业服务机构、政府官员等意见，在科学家中展开问卷调查与专访，形成了系列调研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领衔的专题报告“关于重大瓶颈、体制机制创新和配套政策研究”，对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如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了颇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科技创新管理应分“两条线”

　　解决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哪里要管，哪里要放，都要明确。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石良平认为，上海的科技创新管理应该分为两条线：一条必须要政府管，一条则要靠市场自身力量。

　　“涉及国家战略的大项目攻关，如大飞机、航空航天等，国家实验室与平台的建设，一定要政府承担起责任。集中精力办大事，这也是上海的优势。”比如，对重大专项项目，可以由政府进行资金投入，并遴选承担单位。引导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配套支撑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各类创新主体作为项目承担主体参与重大选项。

　　“涉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府则一定要放。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市场自发形成的一定是最有生命力的。全球公认的科技创新中心美国硅谷就是靠市场力量形成的。在那里，一个人只要有梦想、有好的想法，自然就能找到合作者、找到金融支持。现在，格力、复星、万达等一批有实力的民企在国内的创新创业市场上非常活跃，他们会培育或聘用专业团队以专业眼光去识别市场上好的创新项目。一旦这部分市场被彻底放开，一定会激发出更多民营企业对创新的投资热情。”石良平进一步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和创新导向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实施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有计划、有重点地增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为企业或个人提供创新发展的稳定规则和预期。

　　要素交易平台破解科技转化瓶颈

　　“上海每年会展示出那么多发明创造，为什么最终能走向产业化的却不多？”在石良平看来，这是因为很多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化的“临门一脚”没有做好。

　　“一个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过三步：小试、中试、工程化试验或者工业化试验。前两步我们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可是到了第三步，由于缺乏可以进行工程化或工业化试验的市场环境，太多的科技创新只能止步于此，最终沉睡在实验室里。”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石良平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国现在的隧道建筑能力是全球公认的，其中用的盾构也基本上是国产的，但盾构的核心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其实国产的盾构发动机技术并不差，大家却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国产的盾构发动机没有经过工程化试验，而工程化试验是需要把发动机装入盾构中才能进行，生产发动机的厂商没有盾构，而生产盾构的厂商不敢冒风险用国产发动机来试验。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解决不了。其实是我们的创新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要说解决也容易。在国外，通常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外会有专门从事工程化试验或工业化试验的中介机构，通过市场化模式，与双方企业进行风险分担与利益分享。如在前面的例子中，中介机构可与盾构生产厂商和发动机生产厂商签订合作试验协定，三方出资，风险和利益共担，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极大地推进我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石良平建议，上海应尽快建立起类似的科技要素交易网络平台，让供需双方进行自由匹配，引入从事工程化试验或工业化试验的中介机构，最初可以采取政府担保或财政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并活跃起来，最终实现“中介搭台、企业唱戏”。

　　第三方评估机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科技创新上的资金投入不少，但效率偏低。”石良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对科研管理重立项轻服务。一般只重视立项和鉴定验收两个端点，缺乏系统性与后续跟踪的连续性。

　　“在科技创新立项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复杂的利益博弈。例如，为了拿到政府资助，派生出与权力相关的大量公关公司，有些企业由于能够拿到源源不断的研发经费资助，导致其并不关心科研项目能否产业化，最终目的只是为拿到政府的研发经费，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这使得企业反而不重视科技创新的真正价值。甚至有些企业为了获得经费资助，今年报一个项目，拿到钱，过几年换一个公司又换一个项目。这种仅仅为了科研经费而创新出来的技术，不仅占用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中，成为缺乏意义的‘僵尸’文本。”

　　他建议，上海尽快成立独立于政府行政直接管理的科研成果与科研过程价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实现科技创新的社会化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客观公正、市场化运作的科研成果评估中心或者机构群体，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才能有效保护科技创新的成果。

　　为民企创新提供市场化设计的金融保障

　　民营中小科技企业是最基层、最活跃、最贴近市场的科技创新主体，没有他们的主动参与、主动把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主动承担风险责任，上海的科技创新就很难有跨越式发展，很难成为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但在现有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而没有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很难有发展后劲。

　　对此，石良平建议，成立由政府、民间企业和金融机构联合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注册资本为20亿元，金融机构划出相当额度，用于科技创新平台的金融支持，企业直接从平台获得资金进行平台担保。科技企业除了支付一定的利率，同时设计一个回转机制，即平台根据企业贷款额度，分享一定比例的股权利益，具体方案可以设计。部分利益可以用来弥补科技企业的贷款风险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另一部分用于维护平台的良性发展。按照测算，20亿元的金融保障，通过回转机制，即平台根据企业贷款额度，分享一定比例的股权利益，不但可以为上海中小科技创新提供大约200亿元的贷款支持，还可以通过自身盈利实现持续发展。

　　集中力量培养几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人才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关键与基础。《意见》提出“对长期在沪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优先办理两年至五年有效期的外国专家证”、“对通过市场主体评价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创业人才、创投人才、创业投资管理运营人才、企业科技和技能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等缩短居住证转办户口年限”等吸引人才的政策。石良平认为，这些政策都很有必要，但这只是上海吸引人才的第一步。

　　“上海要建设的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一定要吸引到全球最好的人才。而全球最好的人才靠什么吸引？钱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顶尖人才更看中的是，上海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是否找到思想的共鸣者、能自由地进行信息的交流、能有认同的科技创新文化等等。德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大，它们的科技创新平台是由大企业搭建的。像德国西门子、巴斯夫等具有创新力的大企业是用平台来吸引顶尖人才。”石良平建议，上海要着手建立科技发明交流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创新集成中心等平台，来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此外，上海要集中力量培养出几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石良平表示，近年来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很多是企业培养的科学家，这说明诺贝尔奖的价值取向在发生改变，在应用中有重大发明也可以受到关注。建议上海培养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可以采用‘工程院模式’，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突破给予大力支持，在年轻院士中培养出几个顶级科学家。

　　草根中的创新力量也不容忽视，对这部分人才，要为他们搭建可以自由创新的平台。石良平推崇苹果应用的创新模式，“‘万众创新’ 最好的模式就是苹果应用商店，在这个平台上人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创意，这样的结果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意产生。”

　　“人才政策归根到底是要体现对人的价值的承认与尊重。我们的政策可以让房产商获得暴利，为什么就不能让科学家获得暴利？如果一个科学家通过科研创新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可以与房产商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城市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创新能力的城市。所以一定要让创新成果由科学家分享、由创新者分享。在科研经费使用、成果分成、税收中都要体现相当的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