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6月1日电（记者朱青 徐海涛）在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世界首颗量子通讯卫星的正样“出世”而紧张忙碌着。

　　手术第二天就赶到实验室的潘建伟穿着一件旧衬衫，有些蓬乱的头发和紧皱的眉头让他显得有些疲惫，然而谈起目前进展顺利的中国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工程和量子通讯卫星，这位年逾不惑的科学家的双眼依然放射出激情的光芒。

　　27岁，他的科研成果入选“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31岁，他毅然离开国际顶尖的量子研究单位回国组建自己的实验室；2011年底，41岁的他当选中科院院士，成为目前中国两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作为世界知名的青年科学家，潘建伟的研究方向是量子信息。它是全球下一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目前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前沿热点。而在这个领域，潘建伟团队创造了许多“世界首次”：量子隐形传态及纠缠交换，远距离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与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绝对安全距离超过百公里的量子密钥分发，并始终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的世界纪录。

　　虽然如今已经成为量子通信科学领域的“珠穆朗玛”，但潘建伟却始终不能忘怀1996年，他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时，窗外满覆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我还记得，教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看着窗外的雪山，没有思考就回答，我想在中国建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潘建伟说。

　　潘建伟说，不管是他，还是他团队中留学海外的年轻人，选择回国都是一件由很自然、很朴素的情感所生发的决定。然而这15年，从回国着手组建实验室，到成为一个国际领先的量子实验室的过程，也充满了坎坷和艰难。

　　由于组建之初缺乏人才和硬件支撑，潘建伟只能国内国外两边跑。他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合作研究，其间，还以玛丽·居里讲席教授的身份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量子存储的合作研究。就这样，他保持与国际同行的密切交流的同时，不断地“取经”送往国内实验室。

　　“开始我们根本买不起实验设备，也不知道需要哪些设备，只能向国外实验室模仿。我还记得我每天夜里都待在车里，和国内的实验室通话，一项项讨论细节，电话卡都积累了厚厚一摞。”潘建伟说。

　　同时，潘建伟陆续将十几名学生“放飞”出国进行针对性学习，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学生全部回到了祖国，加入中科大实验室效力。“他们的中国同学里，有不少人选择了在国外工作，收入远远比他们现在要高得多，但是他们留在了中国，这是对祖国的感情，也是我们平台实力的吸引。”他说。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潘建伟的团队开始从跟随者成为领航者。2004年，潘建伟团队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这一成果当年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

　　2008年，潘建伟团队在安徽合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光量子电话网；2012年和2014年，分别建成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量子通信网络“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络”和“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标志着大容量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已经成熟；2016年底前，千公里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工程“京沪干线”项目将交付，将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国防、政务、金融等领域的应用；“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还将实现高速星地量子通信并连接地面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初步构建中国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这是英国《自然》杂志对潘建伟团队研究成果的评价。

　　“我还记得我10岁的时候，中国处在一个‘科学的春天’，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建伟说，现在的中国，又重新回到了科学的春天。“公众正在对科普产生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我们有必要让公众了解科技的力量。”他说。

　　更让潘建伟感慨的，是这种春天为国内科学家带来的生机盎然。“《论语》有一句话，叫‘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们今天要勇于做领跑者，要有追求卓越的精神，还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他说。

　　如今，潘建伟的团队以国际领先的研究平台和成果吸引了不少外国科学家加入，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和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力支撑，让更多像潘建伟团队一样的科学家们具有了“不惑、不忧、不惧”的魅力。

　　“我很爱科学，也很爱这个国家，这两者合二为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潘建伟说，中国的科学家，看着大地，也看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