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刚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重新意识到制造业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全球制造业加速重构。美国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全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日本也发布了制造业竞争策略，加强对先进制造业前瞻布局。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正以后发优势，吸引中国制造加速外迁。为应对这一变化，我国近期提出了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力争到2025年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显然，我们这个受产能过剩困扰的全球第一大制造生产国，担心的不是制造业规模的萎缩。因为，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各国战略聚焦的重点，也不是追求更大，而是如何变得更强。

　　为什么一个在超级计算、探月工程、卫星应用等高精尖领域能走在前列的国家，却难以做好工业化大生产的制造环节呢？

　　有人说，这是发展阶段使然。美国、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但是，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就一定还要再走一遍吗？显然不是。

　　要不再走弯路，必须清楚，制造强国和制造大国的区别所在。制造业强国，强在标杆引领，做的是从0到1的事，别人没做的你做出来了，别人做了不成功的，你成功了，这是做强。制造业大国，大在跟随复制，做的是从1到无穷的事情，别人设计创意，我们制造生产，别人主导话语权赚高利，我们跑量赚薄利，这是做大。

　　做大易、做强难。今天的中国制造，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转折期。对照他国走的弯路和成功所在，中国制造做强，三类阻碍因素值得关注。

　　其一，差不多可以。回顾德国和日本制造的成功，其质量管理体系的严格发挥了突出作用。中国产和德国产设备的差别，不仅在于制造工艺精湛程度上，也在于拧螺丝这样一道小工序的认真程度。在德国2.5毫米误差，在中国不是问题，德国人却总说“不”。日本制造的崛起，也得益于美国管理学家爱德华兹·戴明的质量管理理论在工厂的应用实践。有人就认为，是戴明的理念，使得日本从一个衰退的工业国加速转变成了世界经济强国。戴明有一个观点对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制造颇具启发：质量是一种以最经济的手段，制造出市场上最有用的产品。一旦改进了产品质量，生产率就会自动提高。

　　认真二字值千金。想想我们以举国之力实现的重大科技突破项目的成功，也恰恰是来自于这二字。中国制造要强，告别差不多可以，拥抱认真，是赢得市场信任的必要之举。因此，配套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必要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计划，以质量标准引领中国制造做强。

　　其二，仿冒者无事。当前我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任重道远，无论是生产者、消费者都对仿冒品无是非感，售仿买仿早已蔚然成风。一个产品出来几天，仿冒便已遍及街头巷尾。即使在我们一些大综合性网购平台上，仿冒者也是打不胜打。合理的、可执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看似是挡住了一些人和一些企业的创富梦，但却是打开了一扇全体社会进步之门。创意创新有时差的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破，就豁然开朗，但捅破这层窗户纸却可能需要创新者花费巨大财务和时间成本。弄虚作假，仿冒盗版者得不到惩罚的结果就是，创新者利益受损，创新动力受到打击。也就没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了。靠法治护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力度，让违法者受惩，让守法者得利，这也是推动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的重要制度因素。

　　其三，速胜取巧心。中国速度是我们过去津津乐道的。赚钱要赚快钱，炒股要做波段，今天投资明天最好见效。在这样的速度观和利益观驱使下，制造业的专精深是无法达到的。我们看到，在欧洲有很多祖传几代的企业，可能只是做一个小钻头、一种饰品、一块手表，有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不大，但这些企业几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慢做，日积月累，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强大，也做出了一种制造文化。但我们的情况是，速胜论、取巧论横行。有一个段子很能说明这种心态，说的是一家知名外企和国内民企都上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使用中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外企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组织了十几个人的多学科攻关专业团队，投入几十万元，制造了一套放射线检测设备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企却只花了几百元就解决了问题：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大功率风扇，猛吹之下，空皂盒自然会被吹走。

　　看完段子，我们或许都会为中国人的聪明点赞：我们的民企这么小的投入解决了问题。埋头苦干的外资企业，真是愚蠢啊！事实上，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也决定了当前中国制造很难成为中国创造，制造强国只靠“急智”、“小聪明”，而轻视真正的投入和基础性研究，轻视自主创新，是无法实现的。

　　毫无疑问，未来的全球制造业竞争，一定是在是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精尖”领域的竞争，但中国制造如果只盯着高精尖，不加快改变做事的方法、集体行动的逻辑、解决问题的心态，制造强国之路将更加漫长，甚至遥遥无期，需引以为戒。

　　（作者单位：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