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多数人所“认识”的不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观点犀利、不留余地，时而悲观失望，也不丧失乐观的情怀。

　　可能因为需要忧虑的事情太多，哈贝马斯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温文尔雅。毕竟那些频繁的辩论，曾是国外学者了解哈贝马斯的最便捷途径，激烈的交锋让他们习以为常。

　　令人钦佩的一点是，哈贝马斯从来没有逃避知识分子的责任，公开参与困难的道德和政治议题，那正是他理论贡献中的重要内容——公共领域起作用的应有方式。

　　为欧洲一体化发火

　　2003年4-5月间，哈贝马斯两次发表声明，反对伊拉克战争并支持加速欧洲一体化。

　　但到了2011年，82岁高龄的哈贝马斯的确真是生气了。德国《明镜》杂志描述说，他在巴黎的歌德学院演讲时捶着桌子叫道：“已经够了！”

　　《明镜》说，因为哈贝马斯观察到欧洲协议走向末日的迹象，而欧洲是他这代人的项目，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颇值得玩味的是，2008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一本书《啊，欧洲》（Ach，Europa)，在英国，它的题目则被改为《欧洲：摇摇欲坠的工程》。

　　哈贝马斯指出，欧盟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再次出现的自恋倾向和富足巨人的自恋心态，他认为，精英们似乎在享受自我满足的国家常态，彻底失败的人更快学习的愿望已经消失。更糟糕地是，欧洲统一仍然是精英工程，没有创造出公民可以无需考虑地位自由讨论交流的公共领域。

　　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呢？哈贝马斯认为，欧元区经济政策上的合作也能导致其他领域政策的一体化；到现在为止，管理层推动的系统工程，也应该在国民思想和心目中扎下根来。

　　欧盟应转化怎样的超国家民主体？哈贝马斯认为，不应该把“联邦”看做美国、瑞士和德国那样的联邦，应该向公民保证，欧洲联盟不会变成可怕的“超国家”。

　　即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哈贝马斯无不惋惜地说道，德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欧洲少有兴趣，这是一个过于复杂又不性感的主题，而且目前仍是一个“学院话题”，局限在法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小圈子里。

　　但哈贝马斯还是坚持认为，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共同体”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否则我们就在冒一种持续紧急状态的风险。

　　期待平等的世界秩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哈贝马斯也加入到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讨论与辩论之中。

　　他在德国《时代》周报的采访中明确谈及对金融体系虚伪特质的不满，他说：“最让我担忧的，是骇人听闻的社会不公：制度失灵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对最脆弱的社会群体的打击最为无情。”

　　“普通大众本来就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面对金融体系可预见的功能失灵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后果，现在他们却被再次要求买单。”哈贝马斯分析称：“而且这不像股票持有者那样以票面价值支付，而是以他们日常赖以生活的硬通货来支付。”

　　哈贝马斯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上最虚弱的国家也难逃这种被惩罚的命运，这就是政治丑闻，现在，他们又找到了替罪羊——投机者们一直是在法律框架内按社会所承认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行事的。

　　哈贝马斯强调，不应当任凭证券投机风险的摆布，生活领域也不允许把养老金变成股票。这样的公共物品，像真实的政治交流一样，不应按照金融投资商们对利润率的期待来裁减。

　　不过，哈贝马斯也总想找到乐观的理由，从悲观预言家突然变为某种程度上的盲目乐观者。他相信：“市场和政治之间所能达到的充分的平等，一再证明政治社会的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并非破坏到无法修补的地步。按照这个节奏，金融市场全球化现阶段过后应该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

　　实际上，早在1973年，哈贝马斯就在《合法性危机》中对晚期资本主义倾向等方面研究耗费了诸多笔墨。但正如译者曹卫东所言，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细致分析，这给国内学者在这条分析道路上留下了“艰巨的任务”。

　　在世界掀起“哈贝马斯热”

　　由于种种原因耽搁，哈贝马斯2001年4月才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做了题为《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等一系列的演讲，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巨大，以至国内一度出现“哈贝马斯热”。

　　邀请哈贝马斯访华，最初可以追溯到1980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代表团应邀访问德国，重点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专程前往慕尼黑，拜访了时任马普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的哈贝马斯。据哈贝马斯本人和他的弟子杜比尔（Helmut Dubiel）的回忆，中国这个代表团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并正式向哈贝马斯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有许多学者可能都拿到了哈贝马斯的名片——这是哈贝马斯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名片，而且是为来华访问专门准备的。据他解释，他是汲取了到日本访问的教训。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他发现几乎所有日本学者都有自己的名片，而他不得不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给别人留地址。在准备名片的时候，哈贝马斯才发现，自己的社会声誉虽然盖世，然而社会兼职却几乎没有，可他又觉得总该给自己冠上一些头衔，左思右虑，最后他决定在自己的教授职务前面加上一个"Multi"，大概有多功能的意思，确实挺符合哈贝马斯的跨学科身份。

　　如今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位老者。即使他并不会上Twitter、Facebook，更不可能登陆微博微信。但有一个年轻人把哈贝马斯有关因特网的思想发在微博上，并谎称自己是哈贝马斯，果然成功地激发起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感到好奇哈贝马斯在1962年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探询》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公共领域”如何应用在因特网时代。

　　但哈贝马斯本人却对此有点恼火，从个人观点上也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因特网产生一种离心力，释放一种很少重叠的高度杂乱的交流通道的无序波动。当然，不受限制的交流的随意性和平等性能够对专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网络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公共领域。其结构不适合把分散的公民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议题上形成经得起专家研究和过滤的公共舆论。

　　反而，哈贝马斯对报纸却有着独特情感，他愤慨地说：“在我们的国家，之前一直是民主话语基石的全国性报纸现在也面临严峻的危险。没有一家报纸找到能够确保重要的全国性报纸在因特网时代生存下去的模式。”

　　那么，或许社交网站能帮助创造那种团结？这样的答案，或许不应期待这样一位老人帮我们讲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