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呈现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节能降耗不断推进，创新创业不断增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加快形成等积极态势。

　　●经济下行尚无明显筑底迹象。从先行指标看，国家统计局和汇丰银行两个制造业PMI均连续半年左右在50附近徘徊，尽管非制造业的两个PMI略高于制造业，但近期也连续呈现向下态势，表明经济景气程度和企业对未来一个时期的预期不够乐观，经济下行压力近期难以根本缓解。

　　●政府作用主要是把握好边界和方式，根本上政府还是要围绕保障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行事。为此，既需要明确政府介入的重点领域，也要有近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改革举措相配合。政府作用的着力点在于，加大周期长、利润薄的基础设施等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维护市场秩序等鼓励新行业和升级需求发展。

　　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处在年初确定目标区间。与此同时，虽然经济运行中不乏就业稳、能耗降、结构优等亮点，但从三驾马车、产业和区域等角度看，经济下行压力大仍是主要矛盾，伴随的通缩和金融风险有所上升。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一些传统产业、传统模式和增长点支撑能力消退，新的产业、新模式和新增长点还没有衔接到位。政策不调整将形成下滑惯性，影响市场信心。调整政策则需要防止政府干预甚至误导市场。应在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补位、引导和营造市场环境的作用。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是主要矛盾

　　近两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呈现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节能降耗不断推进，创新创业不断增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加快形成等积极态势。这些态势今年以来仍在延续，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6%，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8.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61，比上年同期缩小0.0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6%；城镇新增就业320万人，调查失业率5.1%左右。

　　尽管如此，下行压力加大仍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最突出问题。首先，主要经济指标都呈现连续下滑态势。GDP增速连续两年多下滑，目前已经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降至近2-3年的低点，第二产业增速降至6年来的最低点；投资和消费连续2-3年下滑，目前都已经降至21世纪初的水平，外贸发展波动加大，虽然顺差依然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出口绝对量间或下降；居民收入增速稳中趋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至零附近，工业企业利润时隔两年再次下降，传统制造企业经营困难，外迁甚至破产倒闭现象不断出现。

　　其次是经济下行尚无明显筑底迹象。从先行指标看，国家统计局和汇丰银行两个制造业PMI均连续半年左右在50附近徘徊，尽管非制造业的两个PMI略高于制造业，但近期也连续呈现向下态势，表明经济景气程度和企业对未来一个时期的预期不够乐观，经济下行压力近期难以根本缓解。这种经济压力在物价水平方面也得到印证，国民经济各环节主要价格基本都在下跌，投资品价格、工业原材料购进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都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CPI虽然仍增长1.4%，但受需求不振、上游环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影响，未来仍有物价继续下行甚至陷入通缩风险，不利于经济发展信心增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经济总体下滑的态势还将延续。

　　再次是经济运行中风险点有所增加。从金融角度看，一方面是货币政策环境改变，金融环境趋于收紧，外汇占款余额减少和同业资金运用减少，导致货币派生放缓，一季度M2仅增长11.6%。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银行一度将信贷大量投向煤炭、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这些行业长期产能过剩，价格下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房地产行业价格快速上涨期，不仅大量资金通过信贷、信托、理财等渠道涌入，而且房地产业成为其他行业企业贷款的重要抵押物，保守估计，2014年底房地产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融资规模占比在60%左右。目前房地产供求区域平衡，房地产价格难以继续大幅上涨，甚至部分地区呆坏账集中爆发。此外，中央提出的用以置换过去地方债务的一般债、专项债和PPP三种模式中，前两者规模受限，PPP目前制度不完善，对社会资本吸引能力有限，地方债务偿还高峰已过，压力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经济越是下行这些风险点爆发的可能性越大。

　　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

　　中国经济之所以面临如此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处在“旧破新待立”的“衔接期”，经济增长缺乏规则、产业、动力和金融的支撑。

　　一是旧规则已破新规则不清。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作风建设和高压反腐持续深入推进，过去多年形成的政商非公开交换关系，GDP指挥棒导向下的政府竞争的关系基本已经打破。新的公开透明、边界清晰、多元平衡的政商关系和政府间关系尚未完全建立，或者虽然新规则建立但很多政府官员不能适应，影响推动发展的积极性和效果。

　　二是传统产业过剩现代产业尚不成熟。我国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具有趋势性，而且大量国有企业从事上述行业，缺少经营不善退出市场的制度规范和支撑兼并重组的金融服务。上述行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0%左右甚至更低，明显低于行业合理水平。尽管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但由于技术、制度、资金支持等原因，应用范围和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占全部工业比重仅有10%多一点，还难以完全弥补传统产业留下的空白。

　　三是过去的增长点下滑新增长点尚不清晰。从区域看，过去主要依靠的东部沿海地区支撑全国增长，随着出口受阻，传统制造业外移，环境约束强化和生产要素的转移，东部地区增速普遍下滑，上海甚至取消了GDP增长目标。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山西、内蒙古能源资源主产地经济增速不断探新低。四川、重庆、新疆等地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但体量有限。从市场主体看，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显著下滑，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速不足2%。创新创业带来的新登记注册企业数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远不够明显。从发展方式看，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投资效率下降和外部需求不稳情况下，传统发展方式遇到瓶颈，需要继续寻找高效率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以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四是传统金融不足现代金融制度有待完善。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撑，越是经济转型升级期越是如此。长期以来我国以银行等间接融资为主，在资金配置过程中行政力量有余市场力量不足，顺周期现象明显。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经济下行等背景下，银行资产承压且无法满足企业多样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需求。以股票、债券、VC、PE等为代表的融合多种金融形式，打通储蓄和投资通道的现代金融制度还不够健全，尽管近期股票市场持续上涨，但总体看现代金融服务对资金供求双方的吸引力还比较有限，这成为经济“衔接期”的金融约束。

　　渡过“衔接期”需政府发挥作用

　　从经济规律和产业运行周期看，目前的“衔接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阶段。度过“衔接期”需要政府发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营造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但政府作用主要是把握好边界和方式，根本上政府还是要围绕保障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行事。为此，既需要明确政府介入的重点领域，也要有近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改革举措相配合。

　　“衔接期”重点依靠三类需求稳定经济发展。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出口。当前，房地产供求基本平衡、出口竞争优势、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稳定经济增长主要靠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基础设施投资，如中西部地区公路、铁路，城市地下管网、电信设施等；二是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如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旅游、保健、教育、互联网+等，三是为解决社会发展遇到问题而衍生的新需求、新领域，如养老、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一带一路”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其中，政府作用的着力点在于，加大周期长、利润薄的基础设施等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维护市场秩序等鼓励新行业和升级需求发展。

　　近期调控，政府政策要更加精准。财税方面，要加大对城市地下管网、高速铁路、重大水利工程、“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交通枢纽等的建设投入；进一步规范收费，制定更加清晰简便可操作的减免税实施办法，为创新创业减轻负担；通过规范地方债务建立规范完善、公开透明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为地方政府参与建设提供融资。金融方面，进一步适度降息、降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利率下行，为加速金融结构调整、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创造环境；完善银行不良资产分类处置制度，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人民币适度贬值，在助力出口和人民币走出去之间保持平衡。贸易政策着力降低贸易的税费和时间成本，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机遇，加大战略性商品进口力度。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一站式和网上政府服务，限时办理涉及企业登记、经营、变更和退出等各项事务；运用大数据建立完善的企业诚信系统，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长期改革，要积极推进确保落实。财税方面，在均衡政府和市场、不同层级政府关系原则上，尽快推进预算、税制和地方债等改革；完善PPP制度，确保私人资本与政府平等合作中有利润、受保护。金融方面，通过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处置不良资产等渠道，调整社会储蓄在金融行业之间的分布；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便企业低成本直接融资，丰富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完善各类要素流通的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和金融支撑等。市场环境和秩序方面，尽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失信企业责任追究制度，市场准入和监管规则统一制度，降低企业和居民打官司成本。政府改革要以点带面，抓住河南警察骂人、国务院确定事件部委拖延、“网速慢网费高”等典型事件，研究政府内部引入竞争、精简机构和人员、用质量和结构弥补人口红利缺口等改革，研究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最大限度保障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完善低成本监督政府行为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制度，让企业和居民成为改革是否到位、举措是否有效的评判人。

　　（作者为清华大学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