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近期，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修改人类卵细胞遗传基因的研究，希望借此消灭遗传类疾病。虽然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公开发表，但可知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利用名为“成簇的规律间隔性短回文重复序列”的基因编辑技术，来修改可能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缺陷基因。报道说，世界上已有不少实验室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这项技术蕴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精确地修饰人类基因成为可能，与不久前在英国上、下议院分别通过的“三亲育子”法案等更类似于“器官捐献”的治疗方式相比，有质的飞跃。

　　虽然关于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早已争论了几十年，但当人类真的有能力搭建自我改造的神庙时，如何架起道德支柱依然是个难题。

　　早在2000年，当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基因特征选择的婴儿亚当·纳什在美国诞生后，伦理学家们就不得不正视“设计”和“备选”的生命对他们提出的现实挑战。纳什夫妇为了拯救患有血液病的孩子莫莉，决定通过基因检测，从体外受精后得到的15个胚胎当中选出并生下一个没有致病基因、且可以为莫莉提供脐带血干细胞移植的孩子。亚当的成功诞生，拯救了姐姐莫莉。但人们的困惑在于，如果纳什夫妇没有说出“也希望拥有另外一个健康孩子”这个理由，结果是否还会皆大欢喜？人们该如何正视一个生命是为了他人的喜好或利益而诞生的问题？

　　当然，人们纠结的原因，也在于技术进步已经并将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度，现在的“最优”，只能是现有认识水平下的“最优”。

　　不久前，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发现，基因在自闭症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瑞典一家研究机构则表示精神疾病的某些特征是有益的，例如自闭症患者对某一主题会有异于常人的兴趣，很多大师的杰作就是如此诞生的。

　　更重要的还有对“滑坡效应”的担心，让“改善”谨慎推进并不是坏事：很多行为的细小变化难以界定为不符合伦理规范，但倘若开了先例，后续发展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当父母们可以决定孩子的肤色、身高和智力后，是否有制度上的安排可以让这些改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就像美国前卫生福利部长沙拉拉指出的：我们绝不能创造一个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却成为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鸿沟的因素。

　　当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裹挟着人类在通往完美的路上埋首狂奔时，需要抬头看看终点在哪里。同样是反乌托邦小说，很多人认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要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深刻，因为他揭示了人性的无奈：人们可以勇敢地面对痛苦，但没有人能抵御幸福。

　　不少专家认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会大幅提升人类的福利，对它将会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不能因噎废食。科学家们需要时间评估技术的风险，公众也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正确的做法是让研究在规则框架下谨慎推进。如同工业革命与思想领域的革新几乎同时发生一样，当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这样的“未来”站在人们面前时，旧世界的思想已经难以匹配新世界的现实，主动应对好过被动接受。不过，当面对可以选择的完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需要考虑自己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

　　用让·保罗·萨特的话来说，一切价值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在塑造自己的同时，塑造了人”。（文/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