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势力插足远东之后，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下，东亚被迫作出转型的回应，而日本充分利用的固有思想资源之一就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尤其是在对中国、朝鲜的政策上，“华夷”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个“华夷”的概念摈弃了衣冠礼乐的传统内容，将它置换为“先进/落后”“文明/蒙昧”“理性/野蛮”的二元对立范式，而中国与朝鲜被彻底置于“夷”的地位。甲午战争的胜利，台湾、朝鲜的扩张，在华殖民利益的扩大，日俄战争后跻身列强的一系列成功，都让日本的对华看法越来越囿于“华夷之辨”的狭隘见解，这就理所当然地讲日本人的眼光凝视在中国的阴暗细节之上，亦对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动视而不见。无论是福泽喻吉的“中朝恶邻”论，还是北一辉的“保卫亚洲盟主”论，其实都以日本式“华夷”观为基调。即使直到今天，曾任外相的麻生太郎、著名右派石原慎太郎等人对中国的种种评判，仍然不脱“华夷之辨”的老路子，只不过将“华”“夷”的分野套上了所谓“民主自由”或“市民社会”的帽子。

　　吊诡的是，不管怎样鄙视当前的中国，日本终究无法根绝其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血缘关联。在连天皇的帝号都要来自中国典籍的背景下，“神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必须对古代中国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此际却又对近代以降的中国加以轻蔑排斥，这个古怪的“华夷”体系便在悄然之间发生了不可遏止的分裂。这是近代日本对华观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国之古，又往往来自书籍和转述，本来缺少实际印证，分裂的倾向亦越发加剧。结果，在时间、空间的两个维度内，日本人看到的中国都宛如碎裂镜子折射出的景象，真实的中国便消隐得越来越远。

　　当然，在日本人当中，头脑清醒者也仍旧存在。日本虽然在甲午之役战胜，学者胜海舟却在《冰川清话》中写道：“支那也有支那的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如果以二三次战争的胜利而对支那以轻视的态度的话，那你就不了解支那……支那人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发达的民族……支那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日本举国若狂的氛围下，胜海舟的看法正如中岛岭雄所评价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他对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的敏锐洞察及融合的产物”。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跌宕，又有人作出了进一步的反思。战后曾任进步党干事长、厚生大臣的鹤见佑辅坦率地说：“……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古代日本民族对支那的强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来全体日本人对支那无法掩饰的轻蔑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对古代支那的敬慕与对近代支那的轻蔑两种态度之间的强烈反差，因为这是两国国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结论是：“我曾以观察日本的眼睛来看支那，并嘲笑过支那。如今当我以观察世界的眼光来看，则觉得相当惊心动魂。对此，自己也深感奇怪。支那并非是日本，那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人生观构成的国度。支那对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很久以来，我错误地以为了解支那，其实并不懂得它。”不过，胜海舟与鹤见的这种态度需要独持己见和自我检讨的高度勇气，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社会特性，似乎注定难以得到公众普遍的共鸣。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