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文统筹 徐蒙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本报实习生 何晔 本版制图 单超杰

　　从江淮到尼康再到路虎，央视3·15晚会连续三年曝光一个问题：尽管生产的某批次或型号产品普遍存在相同或类似的缺陷，且消费者投诉不断，但厂商始终未公开启动召回程序。

　　这种现象往往被解读为“大品牌的傲慢和冷漠”。其实，背后的症结在于我国召回制度和体系的不健全。

　　汽车召回：15个月逾500万辆

　　没规定召不动

　　如何不健全？查看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召回信息”栏目便知：产品种类成千上万，可召回栏目里数来数去，也只有汽车、儿童玩具、电脑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照相机等不到十类产品。这是因为目前只有汽车、儿童玩具、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等领域有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依据，至于其他产品，有关缺陷产品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依据几乎仍是“空白”。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完成了《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还经过立法听证等形式公开征求意见，但此条例至今尚未出台。而在很多西方国家，缺陷产品召回有非常细致的标准，并以法律法规形式存在，仅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的缺陷产品召回标准就多达1.5万种，涉及多类消费品。

　　即使是建立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领域，法律依据多为部门规章，约束力不足。以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为例，虽然其比2004年质检总局等四部门发布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更为严格，但实际效果并未如外界预想的那样明显——2014年至2015年一季度，国内市场仅召回汽车505.7万辆，不到2014年我国汽车销量的2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汽车销量为2349.19万辆。

　　汽车召回制度比较健全的美国，其2014年新车销量与汽车召回量之比约为1:3.6，全年汽车召回量相当于我国的12倍。这其中虽然有通用点火开关隐患和高田“问题气囊”两大缺陷所导致的海量汽车召回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汽车召回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对车企不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所实施的严刑峻法，也是造成汽车召回量如此之大的决定性因素。据悉，通用因延迟召回点火开关故障车辆而被罚超过3000万美元，而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则规定，车企如未按照规定备案有关信息、召回计划或提交有关召回报告的，将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多可罚2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隐瞒产品缺陷厂商的威慑力还不够强。

　　召回成本高昂

　　高昂的召回成本也是许多企业对产品缺陷讳莫如深的原因。仍以汽车为例，对召回的缺陷汽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要求生产者应及时采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还应当承担消除缺陷的费用和必要的运送缺陷汽车产品的费用，因此有时计算出违法成本将低于守法成本时，企业宁愿受罚也不实施召回的情况并不少见。

　　有些企业虽然愿意承担高昂的召回成本，但特别“要面子”，也会抵触召回，因为根据规定，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已经确认的缺陷汽车产品信息以及生产者实施召回的相关信息，企业为了避免召回事件公开后将对其商誉造成不良影响，反而愿意“赌一把”，暗中通过4S店偷偷进行召回，而不愿在质检总局备案。

　　除了上述两种主观故意逃避主动召回责任的情况，还有部分企业是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无法清晰界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从而在召回上举棋不定。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对于有标准的，如果汽车普遍不合格，企业应当召回，可没有标准覆盖的领域，已经上市的汽车是否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则完全要靠企业自主发现和确定，可不少企业恰恰没有这个能力。

　　目前，企业主动发现缺陷产品和及时采取召回措施的意识不强，所以更需要监管部门的倒逼。市质监局副局长沈伟民表示，在确认汽车、儿童玩具等产品是否属于缺陷产品上，如果企业不作为，质检总局获知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可以要求企业配合调查。据透露，上海正在试点开展社区产品伤害和缺陷信息监测工作，“上海市产品伤害和缺陷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已上线运行，全市17个区县全部纳入监测范围，监测点超过100个。“监管部门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事后监管，无论在产品风险的发现上，还是在召回行动的针对性方面，成熟的企业都更有优势。”沈伟民强调，召回的主体责任仍是企业本身，监管部门要做的应当是降低守法成本、提高违法成本，从而鼓励更多企业敢于发现并暴露自己的产品缺陷，并积极地采取召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