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高利贷化，是这几年对投资、创业和企业经营利润形成的强烈挤压，抑实体企业和经济正常发展，造成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天勇近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表示。

　　中华工商时报：此前我听到您发表的一个观点，认为国民经济已经趋于高利贷化，如何来理解？

　　周天勇：一个国家，其借贷融资利润占GDP的比例以不应超过3%为合理。然而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2010年，银行净利润为743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机构，如小贷公司、信托、租赁、典当行、担保、国企财务公司、基金发放的债券等等，其利润规模估计在7500亿元左右，民间家庭、集资、地下钱庄等借贷利润估计在5500亿元左右，全社会总的借贷利润为204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当年全部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利润收入框算为44560亿元，占GDP的11.15%。

　　到了2014年，情况比2010年还恶化。银行业的净利润收入达到了1820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借贷利润是1060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是18500亿元左右，全社会借贷利润473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5%左右上升到了7.44%，与此同时，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收入才42900亿元，占比从11.15%下降到了6.74%。全社会借贷利润比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还要多4400亿元。2014年非银行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比2010年的数还减少了1660亿。整个国民经济已经严重高利贷化了。

　　中华工商时报：对企业而言，真实的贷款负担究竟有多大？

　　周天勇：据我了解，实体经济贷款利息率已经非常高：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之间。此外，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向外贷款利率高达15%-20%。第三，近年兴起的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但仍然远高于实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第四，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而借给实体企业的，在38%以上。

　　中华工商时报：的确，您所说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普遍在发生。那么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融资高利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

　　周天勇：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从宁波的百强制造业企业看，其总营收首超万亿，但其平均利润率却不足4%。从全国餐饮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10月，企业的利润率较2013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平不足2.5%。许多制造和服务业企业表示，融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实际的利润率，不贷款是渴死等死，去贷款是吸毒找死。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这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下行。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中华工商时报：那么，高利贷化的形成原因有哪些？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推动作用？

　　周天勇：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形成的原因在于：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资金在几家大银行中太集中，几千万买家对应着为数不多的中农建工交银行，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环节流动，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价格扭曲，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此外，信托、租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等，都成了倒钱的机构。还有，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等“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馅饼”的心态，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式骗局集资，开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司法解释允许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超过法定基准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护和怂恿高利贷的不良作用。

　　中华工商时报：问题看来是比较严峻，那么如何通过改革和调控解决这个问题？

　　周天勇：消除国民经济高利贷化，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数量限制，从美国3亿人口，有各自独立银行8000家的比例看，中国应当有35000家各自独立的银行。考虑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水平比美国低等特殊性，未来应当发展到10000到20000家各自独立的银行。其中特大和大银行，包括中型银行的数量比例在1%-2%之间，绝大多数银行应当是社区为创业、小企业和居民服务的小型银行。为防止小银行再度集中化和仅为大企业服务，限制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入股城市社区小银行。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上，不能再采取变通和中间等有可能出现更恶劣后果的路线，应朝着强化市场竞争方向，进一步放宽银行设立准入、放开存款利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同步改革。对于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需要开正道、堵斜路，以及行政、法律和舆论引导。对于一些从事借贷的地下钱庄等，包括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选择一批，予以银行业准入，使其合法和正规化。

　　根据实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考虑中短长期融资不同需要，银监部门应当制定细分的指导利率和禁止性的上下限；实业平均利润率，包括短期过桥贷款，其利率水平过高肯定会使商户和企业破产，这种利率的贷款应当视为非法，政府和法律不保护如此高利率的投资者，对发放这样高利率贷款的信托、租赁、小贷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等，应当予以追究。

　　总之，上述思路、方案和措施，其目的在于给整个中国融资体系和国民投资短期化，以及“一夜暴富”的社会狂热泼冷水和降温，形成国民经济去高利贷化的体制和机制，降低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挽救实体经济，特别是挽救中国的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