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君特·格拉斯去世。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德国良心的化身，但自从《剥洋葱》曝光自己曾经的党卫军身份后，他的余生便充斥着不尽的麻烦。格拉斯不仅代表好的德国人，也代表“坏的”德国人，他的经验都是那个时代德国少年的共同经验。

　　在《剥洋葱》之后再读处女作《铁皮鼓》，不妨视其为一场自我探索——格拉斯想借小奥斯卡的曲折遭遇表达一个意思：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会如何展开。正如格拉斯17岁时如何能想到，自己这股昂扬高亢的热情，会在将来引发无穷的追悔和困惑？而一个强盛的德国却被推入战争的深渊，格拉斯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曝光自己是党卫军中的一员

　　君特·格拉斯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德国良心的化身。人们几乎为他建了“生祠”，例如在德国小城吕贝克，就建了3座博物馆，分别献给德国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曼，威利·勃兰特，君特·格拉斯，院子里和地板上陈列着作家的画作和雕塑。

　　不过，君特·格拉斯的情况和另两位有点不同：托马斯·曼是纳粹上台以后流亡国外的最有名的德国文化人，勃兰特的下跪足以让世人把他视为德国告别过去的代表，而格拉斯，名下有堪称世纪经典的小说，却在功成名就之后，承认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的一员。

　　然而，当2006年《剥洋葱》出版，本来一直对他有好感的以色列人也哗然了。格拉斯被迫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谈论自己身为党卫军一员的事情。他得到的反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有很多令人心寒的辱骂，支持他的人也有，例如南非名作家、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纳丁·戈迪默。格拉斯不是志愿加入的，而是被征召的。但他确实曾爱戴过希特勒，还曾在元首50岁生日时，为其写过一首赞诗。他从1944年11月开始服役，将近半年后受伤被美军俘虏。这段经历，他要不说，几乎没有人会知道，公众只知道他参过军。《剥洋葱》出版后，很多愤怒的批评者批评他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久，另一些人则说他不应该公开。两类人虽然方向不同，关怀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关心自己身为“好德国人”的个人形象。

　　绝不是只为昭露自己的污点

　　格拉斯小说写得好，也非常有公知风范。他曾公开揭露，在联邦政府里有哪些人是纳粹余孽；到了“两德”统一这一“大势所趋”的时刻，他又从文化的角度上提出异议。1999年，一部《蟹行》再次点燃争论，格拉斯借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要德国人反思自己：我们的教育“一面倒”地强调德国人的战争罪责，引起了多么严重的青少年逆反，你们想过吗？他忠实于自己，把思想的每一次兴奋都落实为扎实的行动。在《剥洋葱》里，他继续实践这份忠实，把隐瞒那么多年的秘密披露出来。孰料，为他惹来了不尽的麻烦。

　　这都是事实：在上前线之前，格拉斯的确情绪激昂，准备去接受一场成人礼。《猫与鼠》是他的另类自传小说，书中男孩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格拉斯一直在向自己提问：为什么，我在学校里全盘接受了老师灌输给我的东西，而没有提出质疑？战争爆发后，格拉斯有个同班同学，其家里能听到英国电台，他每天都跟同学们通报战况。有一天，他不见了，大家却都毫无反应。格拉斯说，这些都是促使他写《剥洋葱》的动力——绝不是只为了昭露自己脸上的污点。

　　他确实有代表性：不仅代表好的德国人，也代表“坏的”德国人。他的经验都是那个时代德国少年的共同经验。德国，曾是一个如此强盛、如此开化的地方。然而，这么一个德国却被推入了战争的深渊——可以说，格拉斯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铁皮鼓》其实是一场自我探索

　　在《剥洋葱》之后，再读《铁皮鼓》这部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就不宜将它看做一种解答，相反，应视其为一场自我探索。奥斯卡·马策拉特这个一直长不高的畸形孩子，早熟而狡猾，聪明又卑鄙，毫无道德感，常常被人视为希特勒的漫像，但他也曾经破坏过纳粹集会。后来，奥斯卡在精神病院里写回忆录。显然，此时的他又成了疯狂的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一个清醒的人。

　　格拉斯后来在受访时说过，他想借奥斯卡的曲折遭遇表达一个意思：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会如何展开。正如他自己，17岁时如何能想到，自己的热情会在将来引发无穷的追悔和困惑呢？如何能想到，长大以后的自己会与少年时代为敌呢？而在发表《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时候，又怎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愿意轻松坦然地说出自己的黑历史呢？大众都是出身论的信奉者，不相信、也没耐心去理解一个人的救赎。更何况有很多人，还总习惯借别人的污名来平衡自己有愧的良心。

　　功利地说，他的洋葱是剥得失算了。但一个坦白的人是在乎“算”的吗？他本来就不需要去估量大众的理智程度。格拉斯的战争经历，可以说毫无意义：无目的，无方向，无结果，就像他的前辈、德国名作家雷马克写一战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一样，其残酷与荒诞如出一辙。

　　2006年以后，格拉斯深切体会到了当年雷马克的不满：“我写了许多别的内容，咱不提党卫军那档子事，好吗？” （据凤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