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最缺水国家之一，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但水体污染严重，劣V类水质占总河长的14.9%，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19.5%。为此，《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江湖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市和村镇生活用水等提出了未来15年治理目标。应该说这个计划既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确保13亿中国人身体健康、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是深得民心之举。

　　而由“水十条”衍生出的产业投资无疑是巨大的。对此，环保部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提出了较为乐观的推测和预估，将直接购买环保产业产品和服务超过1.4万亿元，间接带动约5000亿元，预计可拉动GDP增长约5.7万亿元，带动环保产业新增产值约1.9万亿元，累计增加非农就业约390万人。甚至有专家大胆预测，在未来5年内，“水十条”将拉动总投资两万亿元，新一轮环保投资“盛宴”将开启。这些预测数据出笼，从表面上看，令人振奋，但如果稍加思索，从“水十条”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可能就会对这些预估数据的现实可能性大打折扣，甚至更会感觉出环保部和专家们“炮制”出的这些数据有故意炒作之嫌。

　　笔者这么说，无意对“水十条”作用泼冷水，是因为充分发挥“水十条”经济功效，确实存在很多暂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要冷静、理性地看待主客观存在的问题，才能作出正确的水污染防治产业投资政策，避免一哄而上给整个水污染防治带来被动和不利。

　　一方面，水污染防治具有跨区域性和整体协调性，不是单个或几个省（市）治理就能见效的。水污染防治是区域内整体联动，不是孤立静止的，需几省或数十省全力配合才能见效。而在治水效益前景不明确情况下，加之各地财政收入状况不一样，地方在各自行政区划内治水责任就不会明确，治水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加之水污染防治项目耗资巨大，甚至是一个无底洞，短期内很难见效，不少地方政府不愿往里投钱。同时，江河水发源地多属经济不发达地区、而用水地多属经济发达地区，在保护水资方面，两者在资金投入、保护收益方面存在很大矛盾。此前我国在太湖、淮河等治理曾有过巨大投入，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水系生态圈内各地方政府协调行动。如何打破治水行政区隔，不仅涉及落实“水十条”，实际上也是涉及所有环境治理项目的重大课题，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水污染防治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较大矛盾，越是经济发展地区，污水排放相对较多，这是水污染防治最需逾越的利益障碍。“水十条”明确狠抓工业污染防治，2016年底前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农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十小企业”，同时制定造纸、焦化、氮肥等十大行业整治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这些相关企业，如果属小企业关停相对好办；如果是大企业，通常是很多地方经济支柱产业、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和就业场所，环保部门在监管中存在担忧，也面临着行政级别低于地方国企有心无力的窘境。显然，全面控制污水排放，需解决地方经济发展与水污染防治的矛盾，重点解决好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水污染防治可能会陷入困局。应该说，近十年来，我国在解决企业乱排放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但至今水污染呈愈加严重之势，最关键就是没有解决好地方政府治污利益问题，致使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打马虎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水污染防治流于形式。而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出路，则又涉及全国系统性财税体制改革，短期内难实现；全部由中央财政担负水污染治理费用，在眼下经济下滑局势下，很难做到。

　　再一方面，民间投资与收益不匹配，靠财政投入困难较大，水污染防治如期完成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众所周知，目前靠财政拿出两万元投资资金，很不现实。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因经济下行出现23年增幅首次减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头上悬着20多万亿元债务，地方政府面临较大压力。虽可引进民资，但效果难令人乐观，因为不少水污染防治工程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且水污染防治项目收费事关民众切身利益。如在生活污水处理上，如果收费太高，民众会怨声载道，使收费难以为继；如果收费过低，民资投入亏损，则水污染防治工程也难持续运行，水污染防治工程就会搁浅。因此，在水污染防治收费上如果不科学合理，民资不见得愿意进入，期待过多民资进入水污染防治领域，可能会陷入一相情愿的尴尬局面。

　　显然，对“水十条”拉动经济增长功效，需全面客观地看待，不宜盲目乐观，尤其要对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行充分预估，精心筹划水污染防治方案，对各项工程进行全面评估，科学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稳妥地实施，根据各地方财力，突出治理重点，克服脱离现实盲目求速倾向，使水污染防治行动始终运行在健康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