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自贸区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多维度破题

　　——自贸区“3+1”方案解析

　　4月20日，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自贸区“3+1”方案）正式对外公布，自贸区改革试验由上海自贸区“一马当先”迈入四地自贸区“四轮驱动”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爬坡过槛、全球金融经贸秩序重构调整的背景下，开辟新的自贸区改革试验田和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具有深刻时代意义，此次公布的自贸区“3+1”方案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机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一、四地自贸区改革试验紧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在新常态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多方面内容任务，如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产业升级转型方面要以开放促转型、推动制造业升级转型、加快现代服务业开放，在规则体系建设方面亟需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抢占国际金融经济话语权等。

　　从四地自贸区总体方案来看，四地自贸区作为综合改革试验田，功能布局上均实现了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和区域合作发展全覆盖，均强调制度创新为核心、贯彻协同一带一路战略，均提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转型升级、实现投资开放便利、加快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等六大改革方向，紧扣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任务主题。同时，由于四地自贸区发展定位、地理位置、经济特点等各不相同，四个自贸区在攻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方面各有侧重，具体而言：

　　上海自贸区为抢占国际金融经济话语权开辟新渠道。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方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兑换自由列为金融创新目标，更加强调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注重信用体系建设、权益保护、信息公开共享等国际金融中心软环境建设，这一系类改革措施均瞄准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争抢国际货币与金融话语权。扩区后涵盖陆家嘴等金融功能区的上海自贸区，更加注重与上海“五个中心”的战略协同，自贸区金融改革也迈入了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推进、全面攻关的3.0时代。

　　广东自贸区为现代服务业开放发展谋划新路径。现代服务业涵盖生产服务业、航运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东部沿海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香港、澳门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定位于粤港澳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广东自贸区，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总体方案中提出了扩大服务业面向港澳开放领域、促进服务要素便捷流动、降低港澳资金融机构设立门槛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以现代服务业驱动经济转型、培育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

　　天津自贸区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版搭建新平台。新常态下，传统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成本提升等多重危机，打造中国制造业升级版迫在眉睫，对深化改革也提出三方面要求：一要优化国内产业跨省区的合作与布局，以增强国内产业链竞争力；二要在全球范围优化产业链要素配置，推动产业链向境外延伸，推动商品、服务、资金等要素跨境流动；三要促进生产服务业开放发展，实现制造业附加值提升和价值链延伸。在总体方案设计中，天津自贸区充分响应上述三方面要求，通过促进京津冀先进制造业优化布局、完备自贸区贸易物流辐射功能、推动跨境融资便利化、提升租赁业服务功能、打造区域创新平台等改革举措，多维度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

　　福建自贸区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探索新路径。福建紧邻台湾，是大陆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关键带，又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是我国向海丝沿线国家地区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桥头堡，处于产业融合发展 “一承一转”的关键节点。因此，福建自贸区在改革试验重心上，一方面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通过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和承接台湾先进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又着力扩大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广度和深度，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推动企业走出去和产业转移。

　　二、四地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各有特色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均是四地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面。围绕实体经济需要是金融改革创新原则要求，四地自贸区在改革破题方向、发展重点各有侧重，决定了四地自贸金融改革与创新内容各有特色：

　　上海自贸区：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实现人民国际化、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一环，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内容。上海自贸区为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开辟了有效渠道，上海自贸区通过分账核算创新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实现账户体系内资金流动“一线宏观审慎，二线有限渗透”，近期又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在本外币一体化的规则下全面放开境外融资，率先建立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路径和管理方式。未来，伴随各类投融资汇兑政策后续出台和自贸区贸易账户体系二线渗透管道的逐步放宽，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望稳步实现。

　　广东自贸区：打通粤港澳跨境资金渠道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广东自贸区在政策设计上从机构、资金、市场三个维度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在机构准入方面，大大放宽对港澳在自贸区设立金融机构限制，牌照涵盖银行、保险、租赁、基金和第三方支付、典当、兑换特许、商业保理等类金融机构；在资金跨境流动方面，推动自贸区与港澳人民双向融资，探索区内企业香港发行股票、放宽跨境双向发债、粤港澳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信贷资产转让等资本项目可兑换新途径；在市场建设方面，探索跨境金融资产交易，设立面向港澳的新型要素平台。

　　天津自贸区：以融资租赁业发展带动制造业升级。融资租赁作为本身具有融资服务和贸易服务的两种市场功能，对扶持装备制造设备出口、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和转移过剩产能具有重要作用。天津自贸区将融资租赁业务发展作为带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在设立中国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支持设立租赁专业子公司和项目公司、允许融资租赁企业开展保理和福费廷业务、支持租赁业境外融资等方面出台多项政策红利，巩固天津在全国租赁业领先地位，并以此带动制造业和贸易转型升级。

　　福建自贸区：以深化两岸金融合作驱动两岸经贸融合发展。福建自贸区侧重于推动两岸金融先行先试，以此更好服务于两岸产业融合，具体体现在：一是扩大金融业对台资开放，支持设立两岸合资银行，放宽台资金融机构参股证券基金机构股权比例限制，对区内台资金融机构实施外债管理优惠；二是促进自贸区内金融机构与台湾金融市场资金融通，允许区内金融机构与台湾同业开展跨境人民币借款，支持台湾地区银行向区内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允许区内银行开展投资于台湾金融产品的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等。

　　三、商业银行应勇当自贸区改革试验的金融服务主力军

　　自贸区改革试验肩负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的重要使命，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应勇于践行国家战略，积极担当社会责任，致力于四个“坚持”，切实服务自贸区改革试验进程。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应将支持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自贸区金融服务的核心，深入研究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把握相关制度创新对企业跨境经营便利化影响，通过专业化政策推介、专业化服务方案设计，积极引导各类客户充分把握自贸区政策红利便利其跨境经营，满足其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应自觉避免脱离实体经济运营，通过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倡导行业自律等形式主动完善自贸区风险防控体系，协助加强自贸区金融监管，共筑坚实风险防火墙。

　　坚持跨境金融创新驱动。当前，全球跨境贸易投资发展呈现新趋势，一方面全球产业内分工持续深化，资金、货物、服务等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频繁，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助推经销环节扁平化，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为顺应和促进这一趋势，在总体方案中，四地自贸区均注重推动跨境资金融通便利化，均注重促进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均注重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形态。商业银行应将自贸区作为顺应这一趋势、加快跨境金融创新的练兵场，一方面要推动全球供应链金融、全球现金管理等交易银行业务创新，完善服务贸易、科技创新项下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另一方面要适应互联网跨境金融服务发展，完善在线跨境服务渠道，丰富网络跨境金融产品，加强跨境交易数据挖掘，深化与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合作，构建互联网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坚持四地业务协调发展。四地自贸区实行统一框架下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四地自贸区在行政审批、投资管理、金融创新、海关监管、贸易促进等领域制度创新方面保持较强的一致性，同时在发展定位、产业导向、具体政策安排等方面体现特色，既确保全国自贸区政策导向一致、又激发各地活力。与此相适应，商业银行要树立全局思维，点面结合，做到四地自贸区业务协调发展一盘棋：既要注重统筹整合，四地自贸区业务体系建设、客户拓展政策、产品方案创新、品牌形象推广等方面要步调一致，四地自贸区分行在业务拓展中加强协同与联动，充分发挥整体合力，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又要善于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贸区市场实际，用好差异化政策安排，推动特色产品创新。此外，要积极发挥自贸区联通境内和海外市场的独特优势，深化四地自贸区分行与其他境内外机构的业务联动，以点带面，提高集团整体客户拓展能力、业务模式创新和跨境金融服务水平。

　　坚持深化自身转型变革。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四地自贸区改革试验的重要目标，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也将在自贸区内率先实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营销机制、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经营管理面临的环境和管理工具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将成为未来全国制度环境变革的预演。商业银行应将自贸区作为自身业务结构转型与经营管理体系改革的试验平台，全面推动自身管理机制的优化与改革，在未来转型变革中抢占先机。（中国银行总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 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