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近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在网络尤其是微信圈中广为传播，并被引为持有某些观点者的“权威依据”。文章发表于今年1月份某大报，是针对大学里让学生互相盯梢等做法的，但文中没有严格区分“告密”与“揭发”的适用范围，并以“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为标题，使文章具有更广泛的指向性，显然不够妥当。

　　“告密”与“揭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告密”与“揭发”的定义是这样的：告密，指向有关部门告发旁人的私下言论或活动（多含贬义）；揭发，指揭露（坏人坏事），如“揭露罪行”、“检举揭发”。

　　对比两个词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差别是明显的。揭发与告密，都是一种“告发”行为，或者向有关部门告发，或者公开揭露，区别就在于，揭发专指“坏人坏事”，告密则指“私下言论或活动”。这里遇到一个问题，即既是“私下言论或活动”，又是“坏人坏事”，知情者应该怎么办？如“私下”赌博、“私下”污辱他人、“私下”吸毒贩毒、“私下”贪污受贿……遇到这种情况，知情者应该告发还是沉默？再举一个极端例子，养父奸污女儿，那绝对是家里关起门来的“活动”，家人报警算不算“告密”？我让听课的大学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几乎脱口而出“不算！”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不仅是中国）实践，也都是引导和鼓励公民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举揭发，知情不报者说不定还会判你一个包庇罪。可见，无论是私下的言论还是活动，只要是违法的，揭发、举报不仅不违背道德规范，而且是公民的应尽责任。

　　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是“不平等”的，不能一概而论。公众人物因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对道德和社会价值取向具有示范与引导作用。所以，他们的学历、出身、个人品德、财产状况，乃至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公众有权知晓，公民有权监督。发现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以揭露与批评，是公众的权利。就是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比一般公民要小，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揭露他们的某些所谓的隐私，不违反隐私保护原则。曾经有官员质疑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言论，说“群众财产为什么不公开？”这只能说明这些官员还不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果公民行使这种权利也被视为“告密”，媒体的暗访、曝光还能进行吗？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还能开展吗？

　　在中国，还有一层监督，那就是群众对共产党员的监督。虽然不是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但若是共产党员，那就不仅要和普通群众一样遵守国法，还会受到党章党规的约束。对人民群众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法律与党规都不禁止的，才可为。不管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共产党员违反法律与党规的行为被揭发、受处理，是理所应当的。

　　先进国家怎么区分“告密”与“揭发”呢？有篇文章举了两个例子。一个牧师私下在酒桌上辱骂耶稣，被同桌的基督徒拍下后放到网上，社会评价那位基督徒，认为他“不是不道德的告密者，而是勇敢捍卫自己信仰的人”；某工程师在私下酒桌上辱骂自己的老板，被同桌的同事拍下后告诉了老板，那个同事就是个可耻的告密者。细细体味一下人家的“标准”，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

　　在中国，“告密文化”源远流长，消除它的影响任重道远。但是，清理这些封建糟粕也要谨慎从事，厘清界限，不能搞混战、打乱仗。尤其是当前全国“打虎拍蝇”大战正酣，群众不仅站在路边鼓掌，还加入其中参战。这个时候，对那些敢于揭发腐败行为的公民扣上一顶“告密”的道德大帽子，谁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