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艳洁 博鳌报道

　　最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输出越来越抢眼。

　　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5年度报告》称，2013年，亚洲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了7.9%，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4.8%。中国是这一领域中的“超级明星”。

　　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速达到15%。这一增长趋势也延续到2014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030亿美元，增速为14.1%。

　　正在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在完成向创立成员国的招募后，进入最为关键的制度建设时间。高级职员的聘任、投票权和股权分配以及投资规则的确定都“潜伏”着各国间的争夺战。

　　如何安全、顺畅地投资？这正是现在中美、中欧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谈判双边、多边投资协定的目的。

　　随着各种双边、多边投资制度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WTO这个过去为全球贸易建立的框架似乎影响逐渐弱化。

　　投资协定的“碎片化”时代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现阶段国际投资贸易体系有3268个双边地区和多边的协定构成，其中2013年和2014年又新签订了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协定分别是48个和27个。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中投公司董事长丁学东表示，在WTO多哈谈判比较迟缓的情况下，这些双边、多边区域性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WTO框架下暂时不能解决的分歧，使多、双边的投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而同时，这些反过来又倒逼WTO谈判进一步向前推进。

　　多哈谈判2001年启动，由于成员国分歧严重，在涉及谈判的多个领域中进程迟缓。而同期，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双边自贸区在内的区域性、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却成长迅速。

　　那么，世界是否还需要一个统一的投资准则？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印尼前原贸工部部长冯慧兰表达了她对于“碎片化”投资协定时代的担忧。

　　“这么多的协议，相互之间是否能有协调？有一些对一个国家很优惠，有一些不优惠。如何形成共通的原则和一致的标准是个问题。”她说。

　　在区域性协定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规则差异大已是现实。

　　“比如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RCEP）谈判，参加的国家很多，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市场国家， 日本人均GDP是缅甸的40倍，差异这么大的两个国家势必造成了规则差异巨大，适合了这个国家，不一定适合那个国家。”丁学东也表示。

　　让他担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双边协定中，常常可能会把一些政治问题写进相关的协议当中，“这当然与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全球统一的贸易体系更加背道而驰了。”

　　投资版WTO？有必要，难实现

　　为了规范各国贸易关系而设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过去的20年中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投资周期中，一个WTO版的投资协定是否可行呢？

　　“贸易和投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没有办法把二者给割裂开来。如果我们看一下贸易的诸多细节，比如说像中国的对外出口，其中有一半都是通过多边的投资，通过在中国的投资来实现的。”利丰有限公司荣誉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认为，WTO框架下的全球投资协议是必要和可能的。

　　事实上，WTO在过去几年中对投资问题曾达成了很多重要协定，比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及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等。

　　“最重要的是WTO成立以后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投资开放最重要的领域，投资保护、投资市场开放、投资争端解决等重大问题，大部分发生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金融和物流领域。”原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目前WTO框架下达成全球性的投资协定是最可取的，而且也是有基础的。

　　“但这只是理想，现在大家更多选择了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多边的FTA，忘记了在WTO框架下来推动全球贸易协定的达成。”原对外经贸部的副部长龙永图对此表示遗憾。

　　“如果能够在WTO框架之下谈判出全球性的投资协定，那对所有的企业家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地选择。企业家们希望看到一个在全球都适用的投资规则、投资标准，而不是一种碎片化的规范体系。”龙永图表示。

　　在WTO框架下谈判投资协定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曾经多次提出过，但是各国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现在仍是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一个议题。

　　“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有了很大不同。投资型国家和被投资型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可以在这种多边的协议基础上再做出更多努力。”冯国经表示。

　　中国角色不容忽视

　　WTO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边缘化”反映着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的变化。

　　现行WTO的规则基本上是1995年成立时建立起来的。20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了变化。

　　“当时确实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制订的，这个投资框架已经不太适应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丁学东表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

　　2008年10月，包括中投公司在内的26家主权财富基金(SWF)签署了“圣地亚哥原则”。该原则要求新SWF在实现预期的长期资产配置和制定相应的业绩评估标准之后，披露一些相关信息。

　　今年亚投行的成立吸引了超过50个国家，正在将这场变化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吸引这些参与者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基建投资前景，同样也是一次参与新规则制定的机会。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但随着成员国数量增加，每一个国家的占股比例都会下降，即使是发起国中国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在艰难的WTO 多国谈判进程、强势国家主导的区域性谈判之外，亚投行将探索多边合作制度的“第三条路线”。

　　而此前，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已经表示：“西方一些机构的规则制定不是最佳的，需要进一步改革。”

　　变革，让英国这样的“旧秩序”代表之一也要积极拥抱新变化。

　　“亚洲非常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很希望分享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就参与制定其运作规则。”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并不掩饰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动机”。

　　“应该在双边的机制里面找到一些共通的主线，然后按照这个主线去推进作为一个正确方向。”澳大利亚财长Mathias cormann表示。

　　“全球的双边、多边跨国投资每年都在增长，说明各国都有这个需求，各国政府和企业都是希望这种投资。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统计测算，全球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期间，每年在基础设施、农业、教育等方面需要的投资是5万亿到7万亿美元。”丁学东表示，这一切说明对更一致的投资贸易协定的需求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