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法律无“过劳死”概念 劳动法难规范加班行为

　　IT工程师之死警示年轻白领防“过劳”

　　“斌走了……”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有气无力，张丽没听清楚，下意识地又问了一遍：“什么？”

　　“斌走了……”母亲重复道，声音仍旧微弱，但这次，张丽听清楚了。

　　张丽的弟弟张斌今年36岁，在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闻泰公司)负责软件开发。3月24日一早，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里，而就在当天凌晨1点左右，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

　　母亲的话让张丽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弟弟生前一直跟家人说，等3月底一忙完，就带全家人出国好好放松一下。

　　“就差那么几天……”张丽哽咽着说。到现在，她还不敢看张斌出事现场的照片。“他是被工作活活累死的啊！”

　　频繁加班，IT行业成高危行业

　　去年5月，张斌进入闻泰公司，10月，被指派去参与一个项目的封闭开发。他生前常常对家人说，自己“太忙、太累了”。

　　“工作到晚上一两点是常事，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姐姐张丽回忆，封闭开发后，见弟弟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一直到凌晨五六点，张斌还在跟同事讨论工作。路边的麻辣烫、肯德基，成了他加班后常吃的“工作餐”。

　　记者从张斌家属提供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上看到，死亡原因一栏显示：张斌符合猝死。

　　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致电闻泰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就此事不接受媒体采访。

　　经媒体曝光后，这件事在IT圈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同行看来，张斌是被各种“deadline”压垮的。

　　“这几年曝出的很多猝死的人，都是干这行的。”吴宇是北京某研究机构的程序员，他说，圈内人常常自己调侃，“IT圈就是个高危行业”。

　　加班，早已成为IT从业者工作的常态。“周末来中关村看一看有多少‘码农’，你就知道了。”吴宇说，高薪酬的光鲜外表下，埋藏着工作的巨大强度。

　　去年吴宇的单位接了一个项目。由于时间紧，他和同事一连加了3天班。“中间几乎没睡过，只是闭眼休息了几次。”

　　在互联网公司，加班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吴宇说，不少互联网公司采用“996工作制”，即工作时间从每天早9点到晚9点，工作日是周一至周六。

　　到了某些特殊时期，“码农”们更是需要通宵工作。吴宇说，自己有个朋友在某知名电商工作，遇到“双十一”这样的紧要关头，“加班简直加疯了”。

　　自主创业型公司里的IT人是加班加的最“凶”的。吴宇说，多数时候加班是为了抢在别的团队前面，这关系到市场占有率及后续发展。

　　“不少人加班除了受项目进度的外部压力外，还跟自我要求有很大关系。”吴宇说，IT圈是更新换代非常快的圈子，需要不断接触全新的东西。在这种氛围下，没有工作任务的人，也会选择加班主动学习。

　　频繁的加班挑战着IT从业者的健康。“这行基本都是年轻人，‘三高’人群的比例还挺大，大部分人的颈椎、腰椎都不好。”吴宇说，“生活的压力始终会存在。虽然大家都知道加班有害，但还是会有很多人拼了命的干。”

　　熬夜工作，年轻人的家常便饭

　　事实上，长期熬夜加班的现象不是IT业独有，广告、媒体、金融等行业也没有幸免。

　　4年前，王京来北京求职，成为一家广告公司职员，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公司通宵过多少回。“经常是眼看着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突然领导压过来一个项目，说客户明天急着要，等不了。”往往这时，王京就下楼去买盒泡面，简单吃上两口，趴在电脑前接着干。每天，都会有几个同事为了赶项目回不了家。

　　在媒体工作多年的张涵也已经习惯了在黑夜中“码字”。

　　“哪个干媒体的没有熬夜写稿的经历？”张涵自嘲道。有次又要通宵赶稿，她给自己做了份炒饭，并把“成果”晒到了朋友圈上，附言说：“要通宵了，肚子先吃饱饱的，应该能帮我抵御漫漫长夜的饥饿吧！”

　　不一会儿，朋友圈的回复就有十几条。“这么巧，我也赶稿，一起吧。”“刚刚交了稿，你继续，我先睡了。”张涵数了数，回复的人中，至少一半都是媒体同行。

　　张斌的事发生后，有朋友给她转来一个疲劳自查表。“我一做，符合的还真不少，什么打不起精神、昏昏沉沉、头发发黄、指甲无光……”张涵笑了，“估计我那帮同行也是一个样。”

　　“这么拼，就是想多赚点钱，让家里人过上好点的生活。”王京结婚两年了，但一直没要孩子。“现在自己还租房子住呢，我可不想让孩子出生后没有个自己的家。”

　　劳动法为何不能规范加班行为

　　据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陈立颖介绍，猝死一般是指过去没有很明确的病史、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多指在发病1小时内。

　　“这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陈立颖说，比如世界杯的时候连续熬夜看球，长时间的打牌、打麻将，大量饮酒后或长期疲劳工作没有休息，都可能发生猝死。

　　而在所有猝死的情况中，陈立颖说，心源性猝死又占绝大多数，超过70%。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心血管疾病是老年病，但是现在猝死的情况，特别是冠心病的发生率，在中青年里也越来越多了。”陈立颖曾接诊过的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病人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中青年所占比例在不断上升。

　　“中青年人群是社会上工作的主力。”陈立颖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节奏加快，工作压力也变大了。“即使发现自己血压升高，因为不痛不痒，没有什么症状，很多年轻人也没有在意。”

　　“不规律的生活，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陈立颖说，长期熬夜加班，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会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甚至造成冠脉痉挛。如果自己又不注意，没有吃药加以控制，长期会对心血管造成严重损伤。

　　陈立颖分析了中青年发生猝死的常见诱因。“一是连续几天工作不休息，再就是情绪激动，还有吸烟饮酒比较多。”陈立颖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病例中，冠心病所占比例比较大，其中男性发病的年龄又远比女性年轻。目前，在冠心病患者中，30到40岁的男性已占到了一定比例。

　　陈立颖提醒年轻人，一定要重视体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一旦有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等情况，要及时就医。“一些病人在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时，可能提前一、两周会有诸如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就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主任姜颖认为，年轻群体过劳死事件频发固然令人惋惜，但也反映出社会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并未触及核心。

　　“用人单位在追求效益时，只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忽视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姜颖说，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是事件本身，还要从制度方面去考虑如何使劳动法有关规定真正得以落实。

　　我国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姜颖表示，尽管劳动法对加班的规定很明确，实际操作时却有所欠缺。

　　“现实中，用人单位很少会和工会、劳动者协商，而且劳动者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也很难真正有力地去与工作单位抗衡。”姜颖说，这就导致加班完全由用人单位掌控，劳动者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很难去维权。

　　针对加班猝死的情况，姜颖说，我国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救济制度。据他介绍，我国法律中并没有“过劳死”的概念，只是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猝死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但只有通过认定，才可以享有工伤保险的待遇。”姜颖说。

　　在姜颖看来，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企业自身要有法治意识，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按照标准工作时间安排职工工作，尽量避免加班。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监控。“尽管现在我们有工会，但如何将工会的作用发挥出来，真正行使法律所赋予它的权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此外，姜颖表示，还应该保障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他建议，应加入征求劳动者意见的制度，并对加班工资如何支付予以公开，让劳动者自行选择。

　　“不可否认，年轻群体的竞争压力很大，尤其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为了发展去打拼，常常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姜颖呼吁，年轻人要学会珍爱自己，懂得通过合法的渠道提出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吴宇、王京、张涵皆为化名)

　　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王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