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评社4月10日文章，原题：白宫与中南海应有后门通道 美国权威智库指出，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成败对美国利益事关重大，美国应当有新心态和新手法与中国打交道，将对中国接触作为头等优先，包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建立非正式沟通的“后门通道”(back channel)，美中元首每年至少应当有春秋两次非正式会晤长谈的机会。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日前出台题为“横渡激流”(Navigating choppy waters)的专题报告，从决策层的机制化角度，分析在中国快速崛起，经济转型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期，美国应当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进程。这份由CSIS西蒙政经项目主席古德曼(Matthew Goodman)主持的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中国政治经济更多元化，利益集团和对决策有影响力的角色更多、更复杂，中国经济改革更具紧迫性和挑战性。而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成败对美国事关重大。

　　经过两年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决策者是能够度过这个富有挑战的转型期的，同时通过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对经济决策进行中央化的掌控，并运用传统的试验工具，鼓励地方经济角色，借用外来压力，以推进全面改革的议程。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需要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心态”，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中国”，它给美国带来独特的风险、挑战和机会，未来几十年没有其它国家能比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外交利益带来的影响更大;中国也表明要在区域和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打乱过去70年美国在全球秩序的领导力。因此美国决策者应当投入更多时间、资源和政策带宽，像冷战时那样广泛动员美国政府力量--尽管中国不是前苏联，目标不是遏制，而是“见多识广且积极主动”的对华接触。

　　报告指出，仅仅给美国各政府部门增加一两个会讲中文的高官，或者在领导人访问之前一年一度地动员起来是不够的，美国决策层需要系统性地加强，其对华经济政策要着眼于两大目标：第一，鼓励中国按照现行规则办事;第二，鼓励中国继续改革和再平衡经济。“稳定、增长、遵守规则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这份研究报告从12个方面对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决策和运作机制提出建议：

　　1，支持中国经济改革中与美国利益重合的部分，比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优先化，对国有企业进行更多市场约束等。支持中国体系中与美国利益一致的角色，但不要让人觉得他们是与美国利益有明显关联而败坏他们的声誉。多以“双赢”概念鼓励北京改革。

　　2，当北京的政策与美国利益不一致时要挑战之，“胡萝卜加大棒”的施压是管用的。在施压与鼓励的过程中，华盛顿要确保发出一致的讯息，而不是像中国宣布成立亚投行后，华盛顿表现出的那种“喜怒无常的沉默”。

　　3，确保北京在适当的政治层面与美国接触，美方要与中国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层面多对话，而不只是与中国进行部长级对话。要重视在中国决策圈有很大权力的各种“中央工作小组”。

　　4，建立白宫与中南海之间的“后门通道”，两国领导人一年至少要有两次“悄悄的、非正式”对话，而不只是“插曲般”的介入。要警惕北京喜欢与“老朋友”谈判，过分依靠个人作用以取得可观的结果。

　　5，更加注意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推动与中国地方层面的接触交往。

　　6，保持并改进“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使之更专注、更实质、更具战略性。

　　7，将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放在双边议程的优先，尽管2016年到2017年能够完成谈判并得到批准尚存很大的不确定性。

　　8，追求活跃的区域和全球战略，鼓励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在现行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将“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作为对华经济战略的两大战略工具。华盛顿要履行承诺，进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给中国更多话语权，当务之急是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

　　9，准备一个以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美国总统对华战略文件”，指导和协调美国各机构对华战略和手法。

　　10，白宫与中国的高层接触优先化。美国总统每年应在春秋两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例行峰会，这种峰会应是非正式的，以经济为优先议题，要保持这种峰会的新鲜，避免成为例行公事。国安会应在对华接触中起更大作用，国安顾问每年至少还应单独再去一次北京，与中方展开“后门通道”的对话;国安会必须至少每月召集一次关于对华经济政策的副部长级例会;增设专事对华经济事务的国安会主任。

　　11，在内阁机构中加强中国经济的专业性。国务院东亚局应增设专司对华经济关系的副助理国务卿。每个经济部门应有一位副部长负责对华经济事务。

　　12，与国会和商界等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塑造中国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