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中国是社会而非国家的看法，在讨论西风东渐之前的传统中国状态时自然有其价值。但自清末起，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也不断推动着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对此，日本军人们的态度是蔑视和漠视。五四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进入新的高涨阶段，与日本在华利益发生愈发严重的直接冲突，驻华日军也变成一个对中国的“反日”浪潮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很容易看到无数足以证明中国羸弱但反日的细节，却从不看到这些细节是日本对华暴力对抗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也从不看到中国在变动背后蕴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能量。此二因素交织，令他们的反应迅速滑向非理性泥沼。

　　1935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文中称，中国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回避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并得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其改变了政策”的结论。此前的年初，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已经全面阐述了国民政府希望缓和双边关系，但不能无原则退让的对日政策。而驻华日本军人的看法，从中国存在“反日”政策的前提，到其“日渐增长”的结论，完全没有准确度。同年9月，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称国民政府“仍不停止暗地里的反日工作”，甚至妄言蒋介石会与苏联“结合”，“妨害帝国政策”。《读卖新闻》在2006年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中，专门提到了这些驻华日军的“支那通”们，直指他们既是侵略中国的“尖兵”，也是将日本导向战争之路的重要祸首。

　　针对这种对华偏激论断导致的政策失误，日本某些外交界人士在战后亦追悔不已。代表日本签订降书的前外相重光葵历任驻上海总领事、驻华公使和驻汪伪政权大使，在华外交经历相当完整。他在战后写就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错误，就是未能洞察到中国在一战后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始终不曾改正短视操作与暴力胁迫的手法，最终铸成大错。另一位曾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外交官石射猪太郎主管过对华外交，他在战后写有《外交官的一生》一书，亦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是出自对中国彼时国内情势的错误判断，漠视中国的民族自觉、国力增长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内涵。综合他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日本未能理解中国的“变”。

　　作为与之交锋的对手，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专门章节论述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失败。他指出，日本之所以扩大战端，企图征服中国，乃是由于错觉。这错觉既包括对中国贫弱的小觑印象，也包括对满、蒙异族成功入主并统治中国的“经验”熟知，却全不顾及中国的情形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固有陈见并不适用。李宗仁所说日本军方以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方式投入中国战场，最后泥足深陷，就是在错觉之下的拙劣招数。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