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红

　　工业4.0真的不是说到了一个阶段，好像到超市买东西，就可以拿个4.0的东西了。工业4.0，现在还是需要大量设计和全球协调，乃至需要科学家针对特殊的需求进行设计。

　　西门子可以做什么事？我们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比如在软件方面，可以帮助汽车制造商由内而外进行仿真设计，一步到位，现在已经有很多车企采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很多工厂今后多半都可以“自主”，工厂里的人可以大量大量地减少，流水线上一个人两个人都可能。比如我们西门子的成都数字化工厂做工业用电脑，这个制造过程中会有大量数据输送，怎么输送呢？工厂生产线接到指令——工业用电脑，它就会去查备件，看看零部件够不够，然后把信息发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把信息发到零部件工厂，然后把零部件送到流水线上，这个自动选取工程，包括机器知道缺件信息等，完全都是无人化的，这在如今完全都可以实现。

　　今天的西门子软件，已经可以做3D设计，最后是走向工业4.0的境界，目前还在往前走，但还没到4.0。

　　实质上就在今天，大量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在寻找或者创造工业4.0的东西。顺便再讲一下成都工厂的例子，备件少了，主装车间会要求仓库提供零部件，仓库发现零部件存量到备货底线之下，它就可以发出生产指令，它是跨越不同领域，通过数字化，把组织机构都连在一起，把制造、控制和监管都连在了一起。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工业4.0，我认为它是个比较全面的境界，可以把产品规划设计、工程作业到制造、到售后服务，全部都串起来，通过数字化方案进行连接。

　　像大众传媒环境，现在有了很大变化，对纸媒来说，印刷原来是很重要的，如今跨越到数字化之后带来了重大转变。大众传媒环境变化有多大，工业4.0给制造带来的变化，也就有这么大。我相信，未来科学技术还会变化很大。

　　联想到环境保护，我非常希望中国未来的政策要求更高一些。一些员工发邮件给我，说空气不好啦，工资应该高一些。我认为，污染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在新加坡工作时，环境很好，那是全球最先进的城市，但我在跟当地房地产开发商讨论，寻找减少能耗的合适解决方案时，同样不容易，最后还是要政府用最严厉的规定才能让开发商采用先进能源，但这样成本肯定高。

　　经济的发展经常要用很大的代价来换取，中国的污染问题也是这样，德国上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污染严重，政府不得不引入很严格的罚则，才促使制造业转变，做能源的节省，不要太高的排放。我认为要让环境保护能够成功，一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执行，一定要有相关的法令，要从幼儿做起，要成为一种文化。

　　我们也很关注上海正在加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方面的想法。西门子目前在中国有员工3.2万人，其中研发4500人，研发力量已经超过14%，我们在上海的研发力量在中国是属于第二大的。相信对于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西门子肯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我们和同济大学已经合作多年，接下来要延长合作，还要丰富合作内容。像西门子研究院最顶尖的科学家，今后会经常在同济开课，包括科技领域、自动化领域等。上海的环境真的非常优越，有很多好学校，我们也在利用各种机会发展，身处这座城市，我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天天在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