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梅耶

　　安舒曼·米什拉在印度班加罗尔钻石区的办公楼里上班。他的每个工作日始于伦敦金融城的日出之时，终于芝加哥的午餐时间后。在这座遍布着企业呼叫中心和科技公司的印度城市，米什拉的职业很是新鲜。他是一名努力在西方交易所掘金的期货交易员。

　　大多使用鼠标人工下单

　　米什拉和年轻的交易员同事们毕业自印度最优秀的大学，他们借助彭博终端和一大堆分析师研报来取得信息，靠印度香饭充饥，操控着国外的资本，尝试解读8500英里之外华盛顿公布的美联储声明和美国石油库存报告。他们在远方目睹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凭借着冷静的操作，安然度过这起事件的余波。米什拉的一位同事2008年靠做空原油赚了大钱，便在班加罗尔周围买了一排公寓。

　　“我们紧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节奏。我们的情况很独特，因为我觉得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米什拉回忆道。他曾交易美国和欧洲股指，直到2009年。

　　他的前东家赫尔森特集团已经悄然成为芝加哥、伦敦和法兰克福这些全球性衍生品交易所名列前茅的交易商。但它的700名雇员却大多生活在远离这些金融中心的地方，他们主要身处印度、中国、肯尼亚和毛里求斯等新兴和前沿市场国家，还有以色列。竞争对手为了将交易时间减少几微秒不惜投入巨资，但这些人大多还在用鼠标进行人工下单。

　　新兴市场自营交易商兴起

　　赫尔森特集团是一家自营交易商，用自己的资本在全球交易所投机。此类交易商交易量巨大，为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使得其他交易者可以轻松地建仓、平仓。就在“高频”交易商凭借闪电般的交易速度吸引诸多眼球之际，赫尔森特集团这样的人工下单大军不声不响地成长起来。

　　赫尔森特集团的成功表明，始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如今正在影响西方交易行业的顽固资本家。

　　赫尔森特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拉热斯表示，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下属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赫尔森特集团是能源期货交易量最大的5家交易商之一；在同属于CME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它的谷物期货交易量亦列前5；在洲际交易所，它的利率衍生品和糖等软商品的交易量位列前3；它在德意志交易所下属衍生品交易所——欧洲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排在前20。拉热斯补充道，公司每年交易2.5亿笔~3亿笔合约。

　　巨额交易量的结果是：如果一位农民卖出在伊利诺伊河交割的玉米，抑或一位企业财务主管如果对冲英国短期利率，他们的对手方更有可能是位于古尔冈（新德里卫星城）、武汉或内罗毕的25岁年轻人。

　　自营交易商与交易所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共生关系，后者一方面监督前者的行为，一方面通过交易费打折或返还来奖励前者的高交易量。

　　电子化交易使参与者可身处任何地方

　　新兴市场自营交易商的兴起，正值电子化交易削弱了交易所与其塑造者——本地从业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总部位于芝加哥的CME今年2月表示，将关闭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的“公开喊价”期货交易场地，此前这里的场内交易量占比已经缩水到1%。ICE的期货交易场地已经成为历史；CME电子交易业务收入的30%来自海外。

　　随着实体交易场地人去楼空，一些曾经的场内交易员搬到离家近的地方，建立电子化自营交易公司，如芝加哥的Jump Trading和一位纽商所前汽油交易员创办的纽约公司Virtu Financial。赫尔森特集团的所有者是格东·赫奇顿，他1978年在CBOT的交易场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曾担任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董事，Liffe如今是ICE的一部分。

　　但电信技术的进步拉近了遥远城市之间的距离。如今，订单在印度和芝加哥之间传输仅需数毫秒的时间。拉热斯称：“电子化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不用身处伦敦、纽约或芝加哥，而是可以位于你中意的任何地方。你可以在里约热内卢、孟买或北京。”对于Jump或Virtu这样的高频交易商而言，一毫秒实在是太久了。但“绝大多数”的Hertshten交易员仍然用鼠标操作、手动下单，算法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不到1/4。对Hertshten来说，速度快固然重要，但却不值得投入那么高的科技成本去当那个最快的。

　　拉热斯承认：“如果我坐在（芝加哥的）南瓦克街的办公楼里，我执行订单的速度肯定比孟买的交易员快。”

　　（译/徐天辰 原载《青年商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