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死去的土地滋生了丁香，

　　回忆和欲望混生，

　　春雨撩动着看不见的根。”

　　艾略特在写下《荒原》的时候，不曾想到，在几十年后，它如此撩拨着一个女人的神经。

　　李银河过去屡次读过这首诗，但她并未体会为什么“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直到王小波去世后的一天，“这个诗句骤然炸响在我耳边”。

　　王小波是1997年4月11日过世的。

　　“四月是生机勃勃的，生和死的对比显出一种残忍来。”李银河领悟到。

　　春节过后，李银河在海南三亚湾度假一个月。4月，她应邀去哈佛大学做一场关于中国涉性法律的演讲。这使她无法在王小波忌日回京扫墓，这是她十多年来第一次缺席这个奠礼。她最新跃入公众视野的爱人“大侠”和养子壮壮将会去墓前献花。

　　王小波生前是特立独行的作家，在为亡夫选墓的时候，李银河拒绝把王小波安置在一排排墓碑林立的墓园里，她到山上选了一块天然的大石头，刻上“王小波之墓”五个字。

　　一直以来，李银河都被介绍为“王小波之妻”，尽管她认为此生最大的幸福即源于此，但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并不希望自己被这么介绍，“好像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她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在国内，她堪称“女性性学家第一人”。单就这个名号来说，在这片土壤上并非易事。她曾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三十人”之首，这也非虚名。她致力于婚姻与家庭、同性恋以及性方面的研究，积极推动性别平权运动，在公共空间始终坚持为性少数族群说话。

　　三个月前，她在博客上被迫公开了自己与跨性别人士（Transexual）“大侠”长达17年的爱情长征故事。她原本想在今年5月份出版的自传中正式公开这段感情，现在只好提前公诸于世。

　　“大侠”是一个女儿身，他们这段“超越性别”的爱情在过去三个月引发了广泛地争论。

　　李银河对此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她平静得像风浪过后的海平面。“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大侠”不是跨性别者，李银河恐怕无法在王小波之后接受这段感情；如果她本人不研究性问题，她也无缘遇到这份感情。这一切，在李银河看来，都像是命中注定。

　　一

　　在三亚见到独自在海滨度假的李银河，她穿着每晚散步时穿的宽松的圆领套头裙，橄榄绿的底色上衬着黑色圆点。微烫卷的淡棕色短发，褪去了一些颜色。因为每天出门戴着遮阳帽，皮肤细腻白皙，但裸露的胳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晒后斑。

　　“很少有人认出我，只有一次。读书人可能会认识，其他人不认识我。”63岁的李银河和海滩上的游人一样，喜欢到温暖湿润的三亚过冬，呼吸干净的空气，晒太阳。

　　她自称已“移民”威海。她在威海买了间公寓，常年独居海滨。起初她在大兴置了一套别墅，但是她忍受不了北京的雾霾天，“一口都不想呼吸”。她现在很少回北京，留“大侠”在那边照顾孩子。冬天冷的时候，她有时会到三亚来。

　　今年2月，一家人在普吉岛过完春节，她来到三亚，在距离海边3分钟路程的一家家庭旅馆租了一间房。一个开间加一个卫生间，不到30平，有简单的家具：一张双人床，一个储物柜，一台电视机——她基本上不看。衣服散落在床上，“不好意思啊，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李银河每天过着“上午写作，中午游泳，下午读书”的退休生活。原本晚上的时间用来看电影，但最近她在赶一部书稿，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到三亚半个多月，她只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看了一部片子，布拉德·皮特的新片《狂怒》。

　　“太棒了。你看看人家，也是英雄人物，高大上，就是能让你真的哭。”李银河啧啧称赞。

　　她最近在收尾一部虐恋小说，这是她尝试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全景式虐恋小说集》，书名得到了书商路金波的赞赏。

　　李银河曾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学术书《虐恋亚文化》，虐恋的题材是她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偶然获得的让她着迷的题目。

　　“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不会选择这个题目”。

　　在所有的有关性的研究中，她对虐恋抱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决定尝试写小说的时候就决定写虐恋题材，“其它的都不感兴趣”。

　　小说分三部，每部20万字，前后写了六七年。小说描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热带岛国“欢乐岛”，几个年轻人在这个荒岛上试验没有偏见、没有嫉妒的性自由生活，其中包括多边恋和虐恋。这可以看作是李银河对性最美好的想象，别有深意的地方在于，她要借此在中国为虐恋正名。

　　但这个题材在大陆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最终一家香港出版社答应在今年7月份出版，并将在香港书市亮相。

　　“今年或许是个好时机”。李银河说。美国的虐恋小说改编的影片《五十度灰》席卷全美，在国内也掀起一轮观影热潮。在这个时候推出一部虐恋题材的小说，至少在接受度方面并不需要特别担忧。

　　但她对自己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天赋并不自信。王小波曾说，文学创作有两类：天才型创作和非天才型，按照这个标准，王小波通常被归入天才型作家之列，而李银河自认属于后者，她承认自己在写作方面资质平平。

　　有一次，李银河问王小波对她文字的看法，王小波说，“你的文字仍在地上，还跳不起来”。

　　她把写成的小说样章拿给作家冯唐看，冯唐看了回信说，文字“清通简要”，有着“之前的汉语没有描述的人性”。

　　二

　　李银河一直致力于为性少数派族群发声，同时，她始终呼吁国人对一夜情、换妻、多边恋等行为宽容。在媒体上，她近年来常常以“女权斗士”的形象出现，她被要求摆出强悍的一面拍照。

　　她非常认同自己身上“女权主义”这一标签。

　　从出生那天起，李银河身上就带上了浓重的女权主义色彩。1952年2月，李银河在北京出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三八式”干部。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老幺。为了体现平等，孩子一出生，两个姐姐随父姓陈，她和哥哥随母姓李。

　　父母从小给她熏陶男女平等思想。父亲的干部级别虽比母亲高一级，但在家里，夫妻关系绝对是平等的。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也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都上了大学。和当时多数重男轻女的家庭相比，李银河认为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首先没有感觉作为女孩子的妄自菲薄。

　　学生时代的李银河是一个腼腆的乖乖女，实际上一直到她大学毕业，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她都顺风顺水。

　　“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她说。

　　李银河身上确实感觉不到太过强烈的东西，她为人淡然，谈吐朴实，和“女权斗士”的形象相去甚远。

　　但在内心深处，她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始终有一种想要跳脱的欲望。

　　1982年，李银河30岁，和王小波结婚已两年，她就申请去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

　　经历了文革的疯狂年代，李银河和王小波处在困惑的精神世界当中。王小波当时常常引用一句不知出处的话，“人生在世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恶棍。”李银河在后来的书中写道，“在那个时代，清醒和善良是多么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学，想恢复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的人们是怎样想事情和做事情的。这种想法，一个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怎么能理解呢？”

　　在美国待了六年，两人经过权衡，决定回国。李银河赶上北京大学首设博士后站点，她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

　　做博士后的两年，她一口气报了十个课题，包括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自愿不育、同性恋等。在征集这些“少数人群”做样本调查的过程中，她认识了第一个男同性恋大明（化名）。“他三十岁左右，个儿不高，在英国打过工。”

　　之后，通过“滚雪球”的办法，李银河获得了更多国内同性恋的样本，写成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后改名《同性恋亚文化》。这本书是对中国120个男同性恋的调查研究报告。

　　王小波也参与其中，多次找过大明聊天，了解细节，最终写了一部男同性恋题材的剧本《东宫·西宫》，后被张元拍成同名电影。小说里的人物、大座钟等细节都是现实中的原型。据一位友人回忆，大明最后爱上了王小波，有一阵子逢人便提他的名字，“三句不离王小波”。

　　另有一回，李银河夫妇请一个外号“友夫”（化名）的男同性恋到家里采访聊天，聊到晚上十一点多，没了末班车，只好留宿在家。李银河出去找地方住，把王小波和友夫留在家里，王小波第二天说“一夜没睡好”。

　　李银河提起旧事如数家珍。她说刚回国那几年，王小波很少发表文章，看着李银河写书常常感到技痒难耐。李银河写《生育与村落文化》的时候，常和王小波探讨其中的问题。一次，写到农村人盖坟，王小波忍不住说，“我给你写一段吧”。他写道：农村人盖坟，都是奢华，再过多少年看到一个像帝国大厦那样的坟墓我都不惊讶。“明眼人一看就说，这段不像你写的啊。”

　　在《同性恋亚文化》里，王小波也帮着写了几个案例。其中一个，友夫和他的男伴一块儿去上海出差，一路上都好好的，回来火车快到北京的时候，男伴瞒不下去了，坦白说“我是结了婚的”。友夫说，他当时就打了男伴两个大耳光，当着火车上那么多人。王小波说，“真的吗？不会是一个大耳光或者两个小耳光？”友夫肯定地说：“就是两个大耳光！”

　　“像这种东西绝对只有小波才写得出来，我可写不出来。”李银河说着，笑倒在床上。

　　她真正研究性社会学是从翻译一本美国性学家约翰·盖格农的《性社会学》开始的。1994年，她出版了这本译作，同时向当时所在的北大社会学系申请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北大没批。

　　“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还难登大雅”。李银河举自己的例子，“我到和王小波结婚，28岁的时候都还是处女，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一点都不正常”。

　　李银河说，她自己的性启蒙是在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完成的。那个年代，性是极其含蓄的。

　　有一次，她给王小波写信，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他长得不漂亮，二是“那个”（性）。

　　王小波捧着信直乐，厂里的工人们以为他范进中举了。在回信里，他委婉地说，“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至于“那个”，“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也许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乱来。和不喜欢我的人一起就更不好意思了。”

　　俩人回国后到王小波去世前的九年时间，李银河在性别和性领域出版了七八本书和译作，王小波则完成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

　　王小波在世时，名声不大，最出名的《黄金时代》也只在台湾被当作色情读物出版。但在他离世后，出版商纷纷将他的小说、杂文印成铅字，瞬间，王小波名声大噪，远远超过了李银河。

　　李银河曾用谷歌搜王小波和自己的名字，“小波的网页永远是超过我的，比如我是两三万的时候，他就是四五万、五六万。”

　　三

　　“我有时候会梦到他。梦到好几回，好像他完全活了，回来了，我还告诉他，说你心脏有问题，得注意什么的。真是难以置信。”李银河仰着，手里转动着矿泉水瓶说。

　　她很少忧伤外露，只有在读到王小波的旧文和当年给她写的情书时，才会默默垂泪。

　　在王小波离世三个月后，李银河有幸结识了出租车司机“大侠”，一个在各方面和王小波完全不同的人，将她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他俩特别不一样，一个酱油一个醋。当初我就说，你要说王小波是一瓶子酱油，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我谁也看不上了，因为他已经满了，再去碰上一个半瓶子的，怎么能接受呢？可是这一位，他在他这个系列里，他是醋。一切都没有可比性。你看他们俩，王小波1.84米，他1.56米，性别也不能比，太不一样了，这本身能够成为一种吸引力。”

　　相差12岁，“大侠”今年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8年，相互为对方做出了改变。

　　李银河和王小波此前是自愿不育，过着精神生活极度丰盈的二人世界。常常连饭也不做，下馆子，为的是节省时间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就算王小波现在死而复生，我们还是不要（孩子）。”

　　王小波生前喜欢讲萧伯纳和舞蹈家邓肯的故事。邓肯曾写信给萧伯纳说：我有第一美丽的身体，你有第一聪明的脑子，我们生一个孩子，再理想不过了。萧伯纳回信：如果小孩生下来，身体像我，而脑子像你，那不就糟了吗？

　　如今，李银河和“大侠”领养了一个弃儿壮壮，今年14岁了，喊她“妈咪”，叫“大侠”妈妈。李银河说，壮壮给了她“世间难寻的一种情感体验”。

　　“大侠”之前一直惦记着做变性手术，但是现在他说“不打算再做了”。“没有做的必要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没必要因虚费实，伤害身体”。

　　他早年信了佛，胸前常挂一串星月菩提佛珠，“时时提醒自己善良、舍得、一切随缘”。他也不开出租了，给李银河当起了助理，打字录入、出版谈判，样样拿手。

　　“你和‘大侠’有想过到国外注册结婚吗？”

　　“当然有了。但是挺麻烦的，有什么必要？”李银河补充说，“我们等于是事实婚姻，只是法律不保护。2000年修改《婚姻法》的时候，特意提出了不保护事实婚。”

　　平日里，李银河全靠“大侠”照顾生活，穿的衣服也都是“大侠”来买。

　　在她即将出版的自传里，她写道：“耳鬓厮磨时间长了，我们两个人合二而一，变得像一个人一样，爱情成为亲情，就像渡过了激流险滩的小船，徜徉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

　　她的床上扔着一个血压仪，她说血压有点高，点菜的时候她不吃甜的，三亚的热带水果因为糖分高，她多半也不吃。

　　李银河从不做饭。她在三亚的食堂是一家福建人开的沙县小吃，夫妻俩都认识她，而且给她优惠价。中午一个鸡腿饭，晚上一碗馄饨8块钱，只收她6块，天天如此。她听信老板娘的话，卤制的鸡腿不用油，清淡。

　　下午1点钟，在沙县小吃吃完卤制的鸡腿饭，李银河回旅馆换上泳衣，径直走向距离3分钟之外的海滩，畅游一个小时，在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的海边，她感慨“舒服极了”。

　　多年以来，她坚持探索的，除了她的研究领域，就是生命哲学。这对李银河来说，是一生的命题。

　　她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她的观点是：生命没有意义。她认同加缪的话，“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更值得一过”。对此，她更为决绝的表达是：在地球热寂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文_本刊记者 张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