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研究中国文学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实。竹内实发现，在日本作家以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领域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越是想掌握中国社会的内存机制，越是收集细节的事实，其作品却越是概念化，人物也越发生动不起来。这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确实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这种被细节扭曲，自以为了然洞悉实则谬误千里的心态，在国家政策层面引起的错误后果要严重得多。

　　日本人的细节迷思，加重了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本质变化的盲目。而拙于应变的毛病，本来便是日本人对华错误认识的又一个致命痼疾。

　　竹内实认识到了此节。他提到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很喜欢《大铁椎传》，访华时曾去辽宁的汤岗子温泉，时值夜晚，夏目不禁念起“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的一段话；而另一位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参加了侵华战争，他写道：“在中部支那刚刚打完仗的地方，我望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禁不住自问：自己了解那些人吗？而那时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因为我只能想到例如在学生时代学到的《诗经·桑柔》里那样的句子。”从这些例子，竹内实认为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的经典“已经如何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在古典的、理论的中国和当前的、现实的中国之间是如何的难于把握。

　　以“万世一系”自傲的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要知道那是一场空前深刻、广泛、剧烈的变革。日本人面对这一进程正在进行时的中国，不断地陷入以旧眼光、老看法来生搬硬套新事物的困窘。

　　在对华认知的僵化偏执方面，驻华日军（以陆军为主）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研究的对象。他们人数不少，分处中国要地，尤其是对日本国内的政策、舆论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几乎无人认识到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与其意义。前面述及的神尾大佐，与日后主管中国留学生在日军事教育的福岛大佐，在任达的著作中都被称为“支那通”，这个称号也属于此后的土肥原等日本军人，可他们“通”在何处？他们有的曾在中国长期居留，结识诸多中国军政要人，但这究竟是否就算得上了解中国了呢？不妨举一个例子。臼井胜美教授在《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中写道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少将“是日本陆军中驰名的中国通”。这位“中国通”在1927年初写了一篇表达他对中日关系基本看法的文件，说道：“处身变幻出没、离合聚散，不可捉摸的中国政局，不罗列虚构的议论和无从实行的美丽辞句，而应以建国以来日本帝国的神道亦即以八弘一宇、恢宏天业为宗旨……为确立如何使中国均沾王化的具体方案，必要时当干涉其内政，并以强大的武力为背景，举凡妨害天业者应为铲除，断然向王道迈进。”

　　1927年是中日关系朝向恶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像齐藤恒这样的“中国通”军人，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从他的以上言论，不难看出他的“以不变应万变”是何等荒诞。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但固执坚信一切在皇军武力威压下不值一哂，实为对此变化本质的无知。齐藤恒之流绝非个案。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写道：“支那是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土匪的国家更恰当。”另一位对日本战略决策有过重大影响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则称：“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么？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参见读卖新闻社《检证战争责任》）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