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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

  • 发布时间:2015-04-03 00:31:48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在不久前举行的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在主题为“经济学家谈经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分论坛上,樊纲表示:“世界上7%的增长仍然是高增长,过去10%的增长不是老常态,那是变态,回到7%-8%才是回到常态。”

  永远衣装得体、给人印象总是精明干练的樊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也是西方学者眼里非常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

  经济学基本概念是幸福和痛苦

  在樊纲看来,西方经济学的先进首先在于其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为一整套经济学语言。

  20世纪80年代,樊纲学术研究是从比较经济学三大体系开始的。通过对三种经济学语言系统的比较和综合,寻找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道路。当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实际上就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经济学语言,这是一场经济学的语言、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革命。

  樊纲在很多场合都讲到他在哈佛的开悟。他在哈佛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但是,这两年是一个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虽然学习的理论是西方的,但是,萦绕于他心中的问题却主要是中国的。

  在一般人看来,经济学是一门严肃到略带枯燥的学科,樊纲却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钱和成本、收益、利润,而是幸福和成本。”这种思想在他的《经济人生》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樊纲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幸福问题。他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效用函数”,这种个体差异导致了每个人的幸福都无法由他人来评判。既然幸福的体验是个人的,那么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就不存在一个社会的幸福函数(社会福利函数)。

  “我说经济学就是选择的科学,就是在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在各种可能性、各种风险之间做出选择的科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樊纲说。

  樊纲指出,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像“帕累托改进”这样,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如同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每个需要改革的部门都会被自身的利益所牵绊,而可以起到平衡利益冲突作用的,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用品——制度。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2006年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的这一任职,不仅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反响,被誉为“沉浸书斋十年的厚积薄发”,更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外媒报道:“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与全球市场沟通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同时认识到,听到独立声音的重要性。”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一位人士评价说,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纲,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系统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能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这一任命也使得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

  实际上,早在1989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就一举成名,现已作为中国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樊纲不是“经济过冷”就是“经济过热”的声音难免有些刺耳,但他提的政策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2003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7月,他发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呼吁。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便开始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是樊纲常说的一句话。“努力把事情做好,但不一定追求它有多么辉煌的成果,多么大的利益,用比较平和的心态,用比较超脱的心态,认认真真地专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埋首理论的“书生”

  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是樊纲经济学建构的最大特色之一。他给自己确定的“身份”和位置首先是理论经济学家。而所谓的理论经济学,在他看来,就是超越国别、民族、利益集团,超越阶级性而普遍适用的基础性学科,实际上也就是指在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即西方现代经济学。

  当更多的经济学者热衷于“上折子”“当智囊”的时候,樊纲则强调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基础理论才赋予经济学以独立的品格。

  理论家的优势在于,理论给他提供了一个系统掌握现实的方法,理论家的分析会比别人更加深入、更加透彻。但是,任何一个理论学科只是分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许多问题其实是非常综合的,牵扯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许多人认为理论家最大的问题是对现实的细节不太了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理论家会适当把握现实的基本问题。”樊纲说。

  虽然身兼数职,樊纲依然要求自己更多地专注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不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过多地卷入到企业活动中。调研、报告、讲课、著述,仍是他生活的主调。

  在这个问题上,樊纲显示出十分坚韧的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是“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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