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城市发展新常态必然要对过去城市经营的做法和思维进行取舍。有取是承认房地产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有舍是对于房地产不宜再使用房价等指标来衡量和使用行政手段来调控，也不宜再追求城市的规模、人口、GDP等表面的政绩性指标。

　　据有关报道，广州市长陈建华日前到香港创兴银行总部调研时，发声力挺广州楼市。陈建华说：“广州培养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地产商，目前地产行业TOP20有7个是广州的，广州房价还只是北京、上海的一半，另一半就是我们的空间，我们有这个信心。广州的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香港，明年将超过新加坡，所以地产在广州还有很好的前景。”

　　广州GDP确有可能超香港、新加坡

　　陈建华的话里其实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由于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中国寥寥的几个一线城市，房价是应当比肩的，因此现时的差距就是未来进步的空间。第二，目前广州的发展还离不开房地产作为重要产业的作用。第三就是广州的经济总量今明年就会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因此地产前景广阔，也许也可以同香港和新加坡比肩。

　　广州经济总量超香港、新加坡的说法，倒是没什么问题，去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去年底广州市GDP与香港仅相差140亿美元，与新加坡相差342亿美元，预计2015年广州GDP将超过香港，2016年超过新加坡或与新加坡齐平。但是GDP背后的经济增长质量又应该如何比较呢？陈建华话里对广州房价上涨的“期盼”之情，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现时谈论广州和全国的房价与房地产前景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房价和房地产发展中，应该把政府的有形之手，诸如限贷限购等行政政策尽快取消，以后也不再存在，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从陈建华的言论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发展还处于经营城市的阶段，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第二阶段，未来应该向更高级的阶段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应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新常态的一个体现。

　　城市发展新常态应舍去政绩性指标

　　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发展起来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执行的基本上是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战略。同时，通过商品粮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区分，使得不同户口的人群形成了截然分明的收入和生活不同的二类人群。但是其实城市也没有发展和繁荣起来。这一局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改革，到90年代初才基本过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了经营城市的阶段。因为城市是经济和资金、信息的聚集与发散中心，所以经营城市往往在政绩上和GDP上立竿见影，正与这二十多年来的社会趋势一致。起初的经营城市，重点也是房地产，往往是先批地，房地产开发商卖楼花，用卖楼花的钱来修路盖房，然后再开始新的循环。而到了2000年左右，通过卖地获得高额收入，房产公司预售房产成为主流，以致形成了土地财政，各地各级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极度依赖，并且造成房价的节节攀升。这其中，表面现象是道路宽广、高楼林立，内在原因不少是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导致的，也存在着大拆大建甚至是强拆现象，腐败现象和利益诉讼现象也不少。

　　从2013年起，中国逐渐开始往新常态过渡。经济和社会新常态自然要求中国的城市发展也进入新常态。那么，城市发展新常态必然要对过去城市经营的做法和思维进行取舍。

　　“有取”是承认房地产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有舍”是对于房地产不宜再使用房价等指标来衡量和使用行政手段来调控，也不宜再追求城市的规模、人口、GDP等表面的政绩性指标。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城市与自然和谐、人与城市和谐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城市的人文等软环境，重要性跃居政绩工程等硬环境之上。

　　当然，本文所谈的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是个人粗浅的看法。但是，走出过去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经营城市的阶段，走上人们生活开心舒畅、收入与支出匹配的环境，让民众安居乐业，则应该是一个方向。

　　□陈东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