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二战结束以后，美欧等战胜国主导设立了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两个国际金融机构。这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据当时的安排，世界银行的宗旨实际上是支持一些弱小贫穷的国家，为他们脱贫致富提供一些贷款支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提供一个必要的援助。实际上，这两个很重要的机制，到后来却愈发演变成发达国家维护霸权的工具。

　　比如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时候，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真的需要救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对于援助实施差别对待，援助金额比较随意;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国家的援助贷款都附加了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在要求亚洲国家在接受援助时，实施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让一些受援国的经济复苏格外缓慢。

　　更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于1966年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其中日本与美国为第一大股东)在实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截至目前，步履维艰。美国在世行的投票权重高达15.8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重仍高达17.7%，在两个机构均独占超过15%否决比例的“一票否决权”。这两个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深刻体现了美国的利益意志。而专门针对亚洲开发的亚洲开发银行中，日本和美国同为最大股东，拥有12.78%的投票权。

　　这实际上表明，这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都存在垄断机制，被发达国家所左右，援助资金想给谁就给谁。

　　由中国主导，联合亚洲多个发展中国家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际上在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方面提供了两种机制。

　　一个是就是竞争机制，在亚洲建立与亚开行、世界银行的一个竞争机制，这个机制是市场机制的认同者必须尊重的机制，我们完全有理由旗帜鲜明地反对垄断。我们是通过竞争，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成本更低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亚洲落后国家切实地获得帮助，切实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并推动第二次“亚洲经济奇迹”，这不仅是对亚洲，更是对全世界的经济贡献。“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经济实践告诉我们的经验，我们把它带给亚洲其他国家，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

　　这次我们定位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恰好整个亚洲的很多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亚洲2010-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所以，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绝佳的生意机会，如果不是政治倾向问题，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但亚开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透露，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目前每年能够给亚洲的资金大概只有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尽管杯水车薪，但做总比不做好。

　　第二个机制就是把中国在国际援助方向的文化理念带给世界。因为中国平崛起了，很多亚洲国家实际对中国是否真能做到“和平崛起”充满忧虑。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实际可以明确告诉世界、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中国不会欺负人。不仅不会欺负人，而且中国愿意和大家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成果。

　　我认为，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也是传达一种合作理念，而不带有任何政治诉求，更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扩张的诉求。中国在整个国际战略中，时刻都在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基本理念。世界上要有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开展竞争的其他金融组织，让发展中国家得到实在的帮助和廉价的资本。

　　亚投行，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发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比之前的金砖更近了一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了解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同时，也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里有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

　　(作者钮文新系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