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佳

　　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产能过剩部分的描述，措辞比以往要严厉得多，引来各方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5处提及产能过剩，并明确指出，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根据报告内容，今年“去产能化”的目标颇高: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联想到此前的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中，将2015年的任务定为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两者相比，今年政府再度加压，将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大幅加码。

　　其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表达的紧迫感或与当前的去产能化形势有关。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明确了去产能化的政策举措，此后银行向过剩产能行业的信贷收紧。去年以来，蔓延全国的银行不良贷款暴露风潮，与信贷风向转变有直接关系。

　　眼下，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风险点，部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早已为各界所诟病。去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激增，则让舆论首次观察到产能过剩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积聚效应。

　　据此，有声音认为，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推出，是当下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主因。前几日，有银行界别的政协委员传出“银行是弱势群体”的言论，更让不少银行人士借题发挥，称银行在为国家去产能化埋单。

　　这里有必要理清一下产能过剩中各方的角色和责任。

　　客观来说，金融危机后的产能过剩困局与前几年财政资源的引导有关，但也应该看到，信贷投放也与银行自身对风险的认识和业务扩张模式关系更密切。天量信贷资金进入水泥、钢铁等行业，地方政府满足了推高GDP增速的冲动，财政资源大量进入，让银行认为获得了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最疯狂时候，不少地方银行行长曾收到上级银行的“放贷指标”，信贷投放成为“政治任务”。

　　在这个关系中，地方政府、行业和金融机构实际都曾因产能扩张获益，但这波信贷投放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产能未能通过市场调节去化。银行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参与者之一，不存在国家为解决产能过剩，强行牺牲银行利益、让银行埋单的问题。

　　产能过剩现状“始作俑者”众，问题的解决自然也离不开多方共同努力。这波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被行政扭曲所致，其解决尤其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和矫正。但实际上，去年爆发的不少地方企业银行债务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行为，让去产能化的步伐受阻，也将潜在金融风险放大、暴露周期拉长。

　　很多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是地方财政主要来源，地方政府通过贷款倾斜、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方式，帮助产能过剩的企业渡过难关。出现大额银行债务风险时，地方政府往往不分析企业、行业实际，无差别地采取稳住银行情绪、劝说续贷的方式，一些无望转型、升级的落后产能，浪费了大量稀缺信贷资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贵局面。

　　这种策略背后有地方政府“增长底线”、“社会稳定”、“保住税源”等多重考量。这些做法延缓了风险激烈暴露的时间，但也将金融风险隐性化，未来产能暴露后，金融风险的传递性将比现在放大更多倍，反而更麻烦。

　　对地方而言，与一味力保产能过剩企业相比，防止地方金融风险扩大，所获实际效能更大。为防止短期内产能崩塌造成银行不良贷款飙升，政府应注资购置银行不良贷款，银行寻找更贴合市场实际的增信工具和手段。长远来看，重构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等中长期改革的实质推进，是各地去产能化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