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解决‘破’与‘立’的问题，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全国人大代表冯淑萍认为，提交大会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部分地方暂停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就是立法为改革铺路搭桥，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现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对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我建议，这个‘除外的部分’中应加入税收方面的内容，以便更好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冯淑萍代表说。

　　冯淑萍代表的观点与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之毅时尚集团总裁张华明的看法不谋而合。张华明认为，税收法定保障的是公民的财产权，向公民征税需要经过立法，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目前，税收竞争已成“公开的秘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拼命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给企业提供便利，甚至形成企业“在北上广开店，去边疆纳税”的现象。“这种严重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现象，今后有望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而消失。”张华明代表说。

　　作为一部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立法法又被称为“管法之法”。在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看来，15年来首次修改立法法，是对我国立法制度的纠正和弥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4个重要方面。其中，立法是根基和源头，如果立法有问题，后面都会出问题。”陶凯元委员对此深有体会。

　　此次立法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立法质量。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提高立法质量必须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并不是要求其负责具体法律文本的写作，而是要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凝聚社会共识，但法律条文的最终取舍权在人大及其常委会。”

　　“去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天津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这个条例的一审草案是由市民政局在2013年起草提交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讲述了天津的立法实践。“当时我们认为需要对条例草案进行全面调整。此后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和审议意见，并最后将成果体现在了条例中。”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则认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强调人大的立法主导地位，可以规避部门利益法律化。但他建议，“为保证立法质量，应当设计严格的程序加以保障，立法过程中要研究先行，事后应进行立法质量评估，跟踪法律的执行情况，以便为后续的调整和修改做好准备。”

　　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一大亮点。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就此提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经验相对欠缺，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省级人大常委会加强指导。

　　“必须用法律手段把伸向老百姓兜里的‘那只手’管住、管好！”针对草案规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的内容，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认为，这一规定实施后，车辆号牌限购、房产限购等政策的“一夜出炉”将面临“民意博弈”，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审查“掂量”。

　　“修改立法法在指引和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法制统一，尤其是在立法中，对执法主体、执法规则、执法责任、处罚内容等都要有清晰具体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建议，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还需进一步明确界定。(经济日报记者李万祥 廉丹 吴佳佳 吴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