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评

　　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3月6日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27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27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

　　职称评价，不应在年龄上做文章

　　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

　　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27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27岁，还是57岁。

　　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轻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27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

　　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28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吗？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以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

　　学术评价应该抛开“身份”因素

　　要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

　　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进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熊丙奇（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