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奋力转型的当下中国，吸引了国内外更多的聚焦和疑问。

　　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难题。

　　两会内外，直面这些“当下之问”，有助于我们认清前行的路径、发展的家底和前景。

　　中国发展会否跌入“第二梯队”？

　　2014年，中国7．4％的经济增速创24年来新低。与之相伴，近期不断有国际机构和境外媒体预测，2015~2017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龙”要被“印度象”赶超了吗？进入减速换挡周期的中国经济，是否发展会落入“第二梯队”，增速在全球不再“一枝独秀”？

　　“从增长速度上看有可能，但没什么可惊讶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印度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已过了追求速度的阶段，而受益于经济改革、油价下滑和年轻劳动力的红利，印度的增长速度正在加快。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看来，21世纪初，中国经济高增长时，就有和印度经济的“龙象之争”说法，如今这一话题被重提，不排除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障眼法”。“从增速上看，印度在不远的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但在经济总量上，二者并不具备可比性。”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63.6万亿元，折合10.2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这种差距就好比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中国，规模效应决定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高增长。”陈凤英说，经济规模越大，增长越缓慢，每前进一个百分点，都对应着巨大的增量。

　　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测算显示，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左右就够了。这样的增速也为调整经济结构留下空间。

　　“中国经济已经过了单纯追求速度的阶段，更要追求增长质量。”李扬说，新常态为中国勾画出面向未来更高发展目标的战略规划，中国需要摆脱速度情结，告别换挡焦虑，用平常心看待发展速度，更注重经济提质增效，力争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中国市场吸引力风光不再？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国际收支数据及全年国际收支数据中，资本项目出现四季度912亿美元逆差和全年960亿美元逆差。

　　数据发布后，有市场人士惊呼：“中国遭遇了史上季度和年度最大规模资本外流”。

　　事实果真如此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1月公布的《全球投资趋势报告》称，受消费需求低迷、汇市震荡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影响，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同比下降8％至1.26万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连一直是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的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也大幅下跌近三分之二，仅为860亿美元。

　　与此同时，去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达12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而且我国吸收外资增长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领域，目前已占到总量的56％，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下降到36％。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说，去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其偶然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我国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完备、产业配套能力强、投资环境能力良好等综合竞争优势依然明显。“总的来看，撤出中国的往往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环保要求低等传统优势赚钱的外企。这说明中国转型升级开始倒逼外资优胜劣汰，进入高端投资时代。”黄泽民说。

　　如何营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的外商运营环境，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如何从传统的有利于引进制造业过渡到有利于引进现代服务业，这才是决定未来中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的关键考验。

　　中国会否出现“地方政府破产”？

　　中国财政收入现23年来最低增速、土地出让金增幅罕见大跳水，全面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2015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地方债风险有可能上升，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唱空”中国经济的

　　重要理由。

　　2013年7月，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提出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历史上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击垮这个昔日美国制造业核心城市的不是别的，正是其背负的上百亿美元巨额债务。面对今年更为严峻的财政收支形势，中国会出现类似的“地方政府破产”吗？

　　还是让数字来说话。当前在国际上，一般用负债率来衡量一国债务风险，公认的警戒线为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2013年6月底，全面审计摸底出的全国政府性债务规模超过2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超过一半，占当年GDP比重约为34％。

　　而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公布的对中国政府债水平数据的评估也认为，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和未被列入地方预算内的，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全部债务，大约占GDP的45％。“总体看，中国债务在可控范围之内，即便是偿债高峰，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说，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最关键的是要把新增债务控制起来。“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出现地方政府破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说，中国整体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和美国不同，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投资，相当一部分投向有回报的基础设施领域，未来收益可以用来偿债。

　　尽管风险可控，我国潜在的地方债务风险的确不容忽视。

　　事实上，对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偿还地方债务的资金，相当大比例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黯淡，给一些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一记重击。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44.6％，2014年这一增幅则跳水至3.2％。

　　刘尚希说，地方政府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早日走出土地财政依赖症，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去拓展财政收入来源，迈向更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制造”被小小马桶盖打败了吗？

　　春节前后，关于中国赴日游客抢购马桶盖和电饭煲的新闻意外地成为热点，甚至引起大家对“世界工厂”为何做不好一个小小马桶盖的反思。有的认为抢购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的悲哀，说明“中国制造”复制能力强，创新能力弱；有的反驳说这些马桶盖和电饭煲其实都出自中国工厂，“中国制造”的能力并没有那么不堪。

　　到底孰是孰非？因为工作的关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经常出国参加学术活动，这两年他发现了国外市场上的一些变化——鞋类、衣服、玩具等低附加值商品“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少了，来自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多起来了；而国内一些知名品牌在外国电子用品商店里亮相的越来越多，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在演讲中频频提及中国在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的成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中高端，靠低成本竞争的时代正在过去。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正在不断改变着‘中国制造’的形象。”梁启东说。

　　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双重挑战的中国制造，要想在新的格局中胜出，唯有加快实现由大变强，依靠创新形成独特的智造技术和制造业升级路径，尤其要重视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对唱衰‘中国制造’的论调不必太在意，竞争最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王和山认为。他建议，中国的制造企业还要学习德国企业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日本企业精益求精的作风，政府也要加强市场监管，让更多质量好、服务完善、讲究诚信的品牌占领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只有这样，消费者大老远跑到国外去买马桶盖的现象才会越来越少。”

　　反腐败拖累中国经济发展？

　　反腐高压态势之下，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言论：有的说八项规定执行得太严格了，不仅饭店、酒店生意大受影响，一些花农、苗圃经营者的生活都无以为继；有的说现在地方干部都不敢做事了，项目到了手里都不敢审批，怕多做多错，结果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是记者经实地调研后发现，真实情况与上述论调相差甚远。就拿大家公认的受到冲击较大的餐饮行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3．6％，2013年则降至9％，但到了去年，这一增速回升到9.7％。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三年中真正受到冲击的是限额以上的高端餐饮业，增速经历了从两位数增长到负增长再回到10％左右增长的变化过程，而限额以下的大众餐饮业的增长率则已接近15％，适合老百姓家庭消费的餐厅顾客盈门、需要等位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反腐败真正影响的是“腐败经济”，真正斩断的是“不正当利益”的输送渠道。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咨询今年初发布的《201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更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奢侈品市场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的正是以往经常作为礼品相送的高端腕表和男士服装。

　　而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践踏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主体将被驱逐，企业的隐性税负可以降低，“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有望彻底扭转，这从长远上来说才是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对于反腐造成一些官员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的观点，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区委书记盛亚飞认为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如果还有官员认为拿了好处才能办事，那就要坚决把这些人从位置上拉下来”。盛亚飞说，现在一方面要治贪，另一方面也要治懒。只要内部考核加强，就能够确保无所作为的庸官位子坐不住、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