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梳理发现，年前已经召开地方“两会”的28个省（区、市）中，有19个省（区、市）下调了2015年投资增长目标，5个省（区、市）未设增长目标。

　　这一动向对于中国这个长期依赖“高积累—高投资”增长模式的经济体而言，意味着全方位的变革拉开大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为全球平均水平两倍。中国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来源，即在于通过一系列较为独特的制度安排，迅速完成了必不可少的资本深化且顺利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不过这种曾经有效的发展路径终有竟时。目前的主客观条件，实际都已不允许地方政府沿用以往“一抓就灵”的保增长套路。中国已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人为生成的高资本积累率很难完全避开低效率陷阱，中国有必要克服投资依赖巨大的惯性，转而求诸更多依靠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另就客观条件而言，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的“软约束”环境去而不返，譬如以资金与土地这两项投资增长最重要的要素为例：此前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拉高至50%以上的超高投资率，其支撑因素无非在于迅速飙升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量价齐升的土地出让市场，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一方面，随着债务规模上升，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同步下行（甚至加速下行），而土地出让市场因基本面变化，去年更是大幅减收28%，由此再加之新一届政府极为明确的去杠杆以及不再搞强刺激的决心，地方政府即使“有心”，实则也已“无力”维持高投资增长。

　　当然，无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中国适时起步的良性转变值得欢迎。不过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又往往使得机遇与挑战如影相随，譬如投资增长目标的下调，即刻就会引出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稳增长的任务如何完成？

　　尽管中国确实需要淡化GDP增长目标，但是中国的发展又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判断，而面对这个任务，现在的不利形势是长期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另一重要驱动源的出口疲态尽现，去年全年出口总额仅增4.9%，今年1月份更是同比下降3.2%。与此同时，真正可视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所在的消费贡献率虽经努力逐年攀升，不过至少在短期内，尚不至于出现井喷式增长。

　　所以说要完成稳增长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继续重视并抓好投资仍应是现阶段地方政府工作主线之一。所不同处则在于，新常态下的投资更应该注重质量、注重效益，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也应该相应转移至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准确把握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投资机会，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投资障碍，引导、鼓励社会投资更多更好地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