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的降息，在情理之中、预料之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强、通货紧缩趋势明显的当下，通过降息降准这类外生性的货币宽松对冲是政策应有之义。意料之外则是在于时机的选择，两会期间是惯常的政策真空期，决策层选择会前降息凸显了下行压力之重和通缩趋势之强。在不少专家看来，这次降息意味着政策拉开了防通缩的序幕，年内还有2次降息可期，降准的空间则高达5次。

　　但与通胀的单纯货币驱动不同，通缩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经济现象，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供给紧缩等经济下行压力的集中表现。所以，在降息降准发力防通缩的同时，也需要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同时，考虑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防通缩还需要短期的总量政策和中长期的调整改革相结合。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弱增长低通胀”格局异常明显。许多经济数据显示，虽然经历了去年底的一次降息，但一季度的增长仍不容乐观。发电量数据、PMI数据、投资数据和房地产销售数据等都预示，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或将保持惯性下滑。这些压力也集中反映到价格方面。2月的PPI数据大概率连续第36个月负增长，这一跨度已经远超1998年、2002年和2009年3次通缩时期PPI的负增长时间。虽然统计局的CPI数据还没确认，但华泰证券计算的加权物价指数显示，早在去年10月，加权物价指数就处在负增长。同样，民族证券以1月数据测算的GDP缩减指数也是负数。

　　如此的数据背景之下，政策重心向防通缩转移也是必然。宏观政策如何防通缩？目前看来，亟须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三管齐下。就货币政策而言，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之下，即便名义利率保持不变，实际利率也将上升，为保持货币中性，央行也有继续下调基准利率的必要。同样，考虑到外汇占款的收缩，央行也有必要继续降准对冲，对冲力度将视外部流动性条件而定。

　　回顾上一轮的货币紧缩周期，在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7月底9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加息5次，基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25%升至3.5%；在2010年初至2011年底两年的时间里，存款准备金率连续12次上调，大型商业银行由15.5%提高至21.5%，累计上涨6个百分点。这轮降准降息后，基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2.5%，大型商业银行存准率19.5%。专家判断，年内还有2次降息空间，降准空间更是高达5次。同时，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同样作为保险手段的存准率有整体下调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降息这种价格型工具需要降准这种数量型工具配合，只有进一步降低存准率，银行体系的池子里有了水，才有基础寻求“融资难”和“融资贵”的解决之道。

　　在货币政策发轫之时，财政政策也要更为积极。有专家表示，站在宏观视角，通缩时期的债务增长，是经济意义上的“消渴”行为，应该考虑适当增加财政赤字水平。同时，结构性税收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加大政府基础设施与战略行业研发投资，引导私人资本填补投资缺口；加大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产品的力度，提高民生与社会保障水平。这些政府投入都将真正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政策应对也要化危机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加快对民营经济投资领域的放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京津冀等区域一体化建设，落实“一带一路”详细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