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角度可以看出，未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原则应该坚持：内外兼修——以外带内，高端递进——低端不弃。前者强调的是降低国内外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以效率驱动的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后者重在兼顾我国的要素禀赋条件，继续要素驱动以保障就业和扩大内需。

　　对外而言，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 （如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订、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以降低交易成本）。推进高端，不忘低端，意味着要争取更多的盈利空间和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各层次人力资本的要素成本优势。当然解决的最好途径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高端龙头企业，覆盖价值链高低两端。但在条件成熟之前，应优先考虑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制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承接更多的外包业务。

　　对内而言，我们应该通过制度改革，建设有利于“发展志向型企业”的宏观环境，刺激企业积极进行设备投资，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这也是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关键点，需要我们首先在国内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到企业之间的“国”、“民”平等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诱导金融市场青睐实体经济，保障充足的产业资本。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做到高素质人力往高端走，低素质人力有工作。

　　如果说低端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要素驱动，而中高端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效率驱动，则效率驱动的高端递进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克服工资上涨的压力，是为良性的收入增加方式；但同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仍然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因此，我们的未来战略必须是低端不弃，高端递进。这两者如何有效兼顾，是维持和扩大我国出口的基础，也是扩大内需的前提。

　　我国的内需受到我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限制，在短期内难以顺利扩大。笔者以为，刺激内需的关键并不是针对存量员工涨工资（工资深化），因为成本上升会削弱我们的竞争力，而且这一部分工资的上涨并不能有效刺激基础消费。特别是对于低端行业的政策目标，绝不应该是提高工资，而应该是增加领工资的人（工资广化），也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增加领工资的人就涉及到投资，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企业的投资动力不足、金融体系还存在很深刻的国有企业和民间企业不平等的遗患。

　　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虽然我们大部分产业仍处于低端，而且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但通过金融体系的一些辅助性改革，让民间资本更加倾向于投资中长期的设备，提高它的生产力，并通过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用效率驱动高端递进， 同时坚持低端不弃，继续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业的规模来解决就业问题，自然会拉动内需。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好，中国未来五年、十年都还有增长空间。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如何培养现代化的产业工人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涉及到教育机会平等、户口、社会保障等问题，需持续给予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