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的商人行业组织还不是典型的“行会”组织。大约在明代中叶出现了称为商帮的商人组织，它由来自同一地方的商人组成，是松散的地缘性组织。如徽帮、晋帮、陕帮、江右帮、龙游帮、宁波帮、洞庭帮、临清帮、闽帮、粤帮等，那些冠以地名的商帮一般涵盖了某一地方的商人。有些商帮有时也与别帮合称一帮，如晋帮和陕帮亦合称为山陕帮，宁波帮往往与绍兴帮合称为宁绍帮；其内部往往还包含着数量不等的小商帮，它们一般按业别和地别而分，如晋帮内有经营盐业的运城帮，经营一般商业的平阳帮、泽州帮、潞安帮，经营票号业的平遥帮、太谷帮和祁县帮等。

　　实质上，商帮只是一种商人的籍贯性群体，每一个商帮的经商活动不限于本地或其他某一地区，而是分布于全国的许多商业城镇。与此相应，商帮没有全体性的正式组织，只有在同一城镇经商的同帮商人才有正式的组织，它们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是会馆和公所。其中，地缘性的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较多采用会馆命名，业缘性的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较多以公所为名。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也有以公所命名的，它们往往不是同一行业的组织，而是商帮组织，即是一种包含来自同一地方的各种工商业者全体的组织，因此具有较强的同乡组织性质。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也有用会馆命名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地的全体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不以籍贯为限；另一种是同乡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因而既具有同业性，又具有同乡性。

　　会馆有同乡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同乡会馆一般与商帮无关，以京城为最多；商人会馆是商帮组织机构的所在地，以通商大埠为最多，如北京仅占8%，而苏州、上海、汉口、佛山、杭州等商业城镇都占90%左右。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以会馆、公所为主要形式的行会组织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据资料统计，在1911年之前，上海、苏州、汉口、北京4个城市中有确切设立年代的行会，大约有305个，其中设立于1840年之前的98个，约占总数的32%；设立于1840-1911年间的207个，约占总数的68%。而且行会的结构和功能也逐渐资本主义化。在种类结构上进一步专业化，同乡性行会逐渐减少，同乡同业性和完全同业性行会明显增加，如在上海，专业性行会的比重从1840年之前的70%提高到97%；在汉口，从50%激增至94%。

　　在成员结构上，则显示出成员构成的资产阶级化，许多行会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不仅已成为拥资巨万的现代商业资本家，而且开始创办和投资于新式工商企业，集商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于一身，从而使行会的成员构成由旧式工商业者的单一结构，向新旧工商业者混合的二元结构转化。在组织性质上趋向开放化，对同业店号的增设、扩展和入会的限制已不像以前那样严格，新生的同业者只要承认会规、缴纳入会费，或请吃几桌饭便可入会，并开始实行了自愿入会的原则。

　　在功能作用上，旧有功能发生变化，向着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不仅对所属行号的生产经营范围和雇员数量的限制逐渐放松或失去控制能力，甚至不加任何限制，而且向着提倡实业、开通商情、改良产品的方向转变。

　　尽管行会组织在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普及，并向着资本主义组织转化，但是受其一“行”一业的组织范围和管理职能限制，它仍然是一种狭小而封闭的传统组织。只有到商会产生之后，中国的商人组织才跨出了这种传统组织的门槛，进入全新的现代组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