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认识到，地缘政治风险抬高油价的效果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成立。只有在市场供不应求、且政治动荡破坏无法迅速弥补既有石油产能的情况下，地缘政治性风险才会抬高油价。当前世界石油市场特点是每日供过于求数百万桶之多，且存在巨大闲置产能，政治动荡中对立双方也没有意愿破坏石油产能，而是尽可能多生产多销售以增加自家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市场参与者爆炒的所谓“地缘政治性风险”非但不会减少产能，反而会促使石油产量的决策者们竞相增产，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从而促使油价下行。

　　沙特今年财政预算出现了新世纪以来少有的赤字，而且其财政赤字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需要套现部分国际储备资产以弥补财政缺口。在海湾石油输出国政府与私人富豪们变卖资产的操作中，伦敦等地物业资产将是可供选择的合适对象。不仅如此，超过预期的高额财政赤字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股市都必然是重大利空，而沙特恰恰在去年年末宣布开放证券市场，这很有可能给沙特国内外投机者创造一个做空其货币和股市的盈利机会。

　　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且奉行开放经济的国家，跨境资本从来就是其房地产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伦敦等欧美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上外资的影响尤其不可低估。特别是英国伦敦，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的因素使得那里吸引了众多穆斯林移民和来自阿拉伯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涌入英国和伦敦的穆斯林移民和阿拉伯石油美元数量之多，甚至使得伦敦东区得到了“伦敦斯坦”的名号，石油美元数量和流向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其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美元”来源地，沙特财政金融的重大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在其重点投入的市场影响会比较明显。由于沙特今年财政预算出现了新世纪以来少有的赤字，其决算赤字还可能大大高于预算赤字，而且其财政赤字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需要套现部分国际储备资产以弥补财政缺口，该区域其他一些国家、一些富豪及其旗下企业也面临同样压力，伦敦房地产市场可能因此承受一定下行压力。

　　油价形成机制决定沙特财政收入看跌

　　2015年度沙特财政预算支出创造了8600亿里亚尔(约合229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增长50亿里亚尔；预算收入则只有7150亿里亚尔(约合1907亿美元)，赤字1450亿里亚尔，是2009年以来首次赤字。而且，沙特今年财政决算实际赤字很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实际财政收入多半达不到预算数字，支出却不可能减少，更有可能增加。因为这份预算是以油价80美元为基准制定的，现实是当前国际市场油价已经跌落到四五十美元，全年很难恢复到80美元，考虑到石油收入占沙特国家财政收入70%以上，倘若实际全年平均油价只有预算一半的话，意味着沙特最终财政决算收入可能还要比预算收入低35%左右，亦即再减少2503亿里亚尔左右，实际财政收入只有4647亿里亚尔上下，仅相当于财政预算支出的54%。由于收入看跌而支出看涨，预计今年沙特最终不仅会出现财政赤字，而且赤字额会明显高于预算。

　　产油国为什么不能对油价及石油收入期望过高？不仅因为油价在1980年代就经历过当前这种幅度的暴跌且维持低位横贯整个1990年代，不仅因为经济基本面和主要经济大国宏观政策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因为当前所谓“地缘政治风险”破坏了石油卡特尔的抬价机制。

　　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高油价。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然而，卡特尔统一行动的约束力随着成员数量增多而趋向削弱，目前的战乱恰恰显著增加了石油产区主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而且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哈里发帝国”异军突起的政治混乱中，离事实独立只差一步的库尔德自治政权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Kirkuk)，7月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BaiHassan)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无论是库尔德自治政权，还是“哈里发帝国”，他们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都比这一轮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巴格达政权要强烈得多，而且早已开始全面实施，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现实。2014年9月，伊拉克阿巴迪新政府与库尔德区自治政府达成协议，从2015年1月1日起生效，其中有一项条款便是规定库尔德区自治政府有权通过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每天出口55万桶石油，等于将伊拉克原来规定的石油日产量提高了55万桶，库尔德区政府和“哈里发帝国”通过走私出口的石油还未计算在内。

　　同理，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竞相降价抢占市场份额，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和目标价格。既然许多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在市场上抛售原油的价格通常只有公开市场行情的1/3乃至1/4，既然“伊斯兰国”武装、库尔德人、利比亚民兵之辈已经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全面竞争，其他那些正规政权掌管的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他们难道就不会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和收入总额而卷入以至于全面引爆“油气增产—价格下跌”的螺旋吗？其他可能涌现的“草头王”们一旦夺权得手就不会效仿吗？

　　事实是在油价暴跌的今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非但没有减产，反而纷纷增产。

　　就总体而言，彭博社调查结果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日产油量在1月份增加了48.3万桶，达到3090.5万桶/日的高峰，而去年11月底该组织确定的成员国石油总产量目标为3000万桶/日。为了扩大产能，伊朗等国还开始向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此，与市场流行且为投机者反复炒作的观念相反，这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稳定和增加了原油生产，抑制了油价上涨。

　　认为地缘政治性风险一定会抬高油价的固定思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伊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打到1988年8月20日，双方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袭船战、袭城战一度颇为困扰波斯湾石油出口，但这并没有妨碍1986—1987年间油价暴跌腰斩，开始长达15年之久的石油熊市。我们需要认识到，地缘政治风险抬高油价的效果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成立，只有在市场供不应求、且政治动荡破坏无法迅速弥补既有石油产能的情况下，地缘政治性风险才会抬高油价。当前世界石油市场特点是每日供过于求数百万桶之多，且存在巨大闲置产能，政治动荡中对立双方也没有意愿破坏石油产能，而是尽可能保护石油产能，尽可能多生产多销售以增加自家收入，而且近几年世界市场油价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炒作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垄断抬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市场参与者爆炒的所谓“地缘政治性风险”非但不会减少产能，反而会促使石油产量的决策者们竞相增产，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从而促使油价下行。

　　极而言之，尽管沙特老国王去世、新国王和王储年迈，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但即使不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会坐视沙特局势失控，就算是沙特国内政治不安定因素爆发，对某些油田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害，由于沙特拥有巨大闲置产能，占世界闲置产能80%之多，届时只需要将闲置产能投产，就能马上轻易地弥补受损设施暂时减少的产能。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为了报答国内和外部支持者，掌握沙特石油生产权力的势力需要更多的现金收入，因此会不惜冒压低价格之险也要增产，以求增加卖油的现金收入。

　　靠不住的预算收入和刚性的财政支出

　　沙特本年度财政预算收入很可能靠不住，预算支出却是实打实的，福利、军费两大支出项目尤甚。今年的预算支出之所以膨胀，最主要原因是各类福利支出项目没有压缩，反而有所扩大；在油价下跌导致不少产油国相继压缩了本国各类福利预算之际，沙特此举显得格外异类。

　　为什么沙特预算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会保持如此高位？关键原因是沙特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重重，王室家族庞大，社会上始终存在强大的政治异议思潮，国内什叶派聚居的产油区酝酿着广泛、强烈的社会不满，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外籍穆斯林劳工经济政治期望和不满情绪上升……所有这些事实都潜藏着政治波折的风险，沙特政府因此多年来形成了“花钱买稳定”的思路，依靠巨额福利支出换取臣民的安稳。

　　近年来，在“阿拉伯之春”一度引发沙特国内政治不稳定迹象之后，沙特政府更是对福利支出大手笔加码。2011年，前不久去世的阿卜杜拉国王派发370亿美元福利计划“红包”，投入失业者救济、住房与教育补贴领域，并承诺在2014年之前拨款4000亿美元改善民生。沙特得以避过这一波中东政治风潮，这种巨额福利开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推动沙特财政支出从2010年至2013年猛增52%而达到2652亿美元。其他海湾石油输出国的福利制度也大体与此类似。

　　唯其如此，在石油行情转折之后，这种巨额福利开支也难以及时大幅度削减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相反，由于90岁的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在1月末去世，新国王萨尔曼和新王储穆克林也都已经高龄，即使他们想对沙特丰厚的福利政策动大手术，可能也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相反，他们至少今年年内还需要进一步加码福利“红包”，以求换取臣民稳定。有消息称，最近新国王拨款29亿美元用于给政府雇员发奖金，以及增加贫困居民救济。

　　沙特军费开支同样刚性十足。2013年，沙特军费开支就高达670亿美元，在全世界仅次于美、中、俄三国而名列第四。2014年中以来，“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哈里发帝国”异军突起，兵锋威逼沙特边境，其头目多次声称要进军沙特，攻占麦加，逼得沙特不得不沿着沙特-伊拉克边境开工建设上千公里长的防护墙作为防御工事。严峻的区域军事形势决定了沙特的军费支出也将居高不下，甚至可能突破本来就已经很高的预算额度。

　　变卖部分海外资产将是

　　海湾国家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今年沙特财政决算的赤字额比预算赤字只多不少。倘若全年平均油价停留在预算设定的基准价80美元一半左右，且其财政石油收入同比例缩小，财政支出不变，那么财政决算赤字将占支出总额近一半。但沙特政府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家底十分雄厚，一般认为其国际储备资产高达7500亿美元，为弥补赤字，沙特政府必然要出手一部分国际储备资产。

　　不仅沙特，该区域其他一些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去套现部分国际储备资产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而且，面临现金流量不足、需靠套现资产弥补压力的还不仅仅是海湾石油天然气输出国政府，也包括该区域一些富豪及其旗下企业。不要以为那些初级产品巨富们的现金流量无穷无尽，巴西前首富比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及其EBX集团在本世纪初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几乎被视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和楷模，个人资产总额一度高达300亿美元，在《福布斯》杂志2011年排行榜上高居巴西首富和世界第八富豪，而今安在哉？2012年初级产品市场牛市结束，当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下跌10%，他的EBX集团一年之内便亏损250亿美元之多，他以前的赚钱神器——从事石油业务的OGX公司亏损11亿美元，其个人资产一年之内从300亿美元直线滑落到106亿，平均每小时蒸发220万美元；2013年起，他的公司陆续破产；2014年9月，里约热内卢州检察院以提供虚假信息操纵金融市场等罪名正式起诉巴蒂斯塔，巴蒂斯塔可能面临13年监禁；2015年2月，他和亲属的资产被查封冻结……焉知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在海湾富豪们身上，甚至正在发生？

　　产油国持续财政赤字

　　的历史教训与现实风险

　　不仅今年，未来几年沙特和该区域其他一些油气出口国政府很可能继续财政赤字和变卖部分国际储备资产填补财政赤字的操作。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中的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出口国在牛市期间普遍养成挥霍性的财政支出模式，到了熊市期间则很难扭转，以至于形成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甚至是伴生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孪生赤字”。1985—1992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依次为4.9%、5.9%、6.2%、5.9%、5.0%、3.5%、3.8%、3.2%，盛产石油且在1970年代油价暴涨期间暴发的中东国家(加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整体同一比例则高达10.5%、13.9%、13.3%、13.4%、9.8%、12.0%、13.2%和8.3%。在21世纪初的这一轮牛市期间，不少产油国尚且不乏财政赤字年份；到了熊市期间，市场参与者就更不能对他们的财政稳定性和管理水平寄予过高期望。

　　具体到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这些国家花样繁多的高额福利支出在经济上是高度无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早已是国际经济界、学界和国际组织的共识，去年6月以来半年之内油价暴跌六成的严峻事实更让该区域许多政界高层人士也承认了这一点。阿曼国民经济大臣马基公开声明：“国民应当认识到已经过度使用天然财富的问题”；曾担任过科威特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的谢赫·萨利姆·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巴赫更是公开主张：“必须推进包括削减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在内的全面改革。”俄罗斯的福利水平没有达到海湾君主国的程度，但其2015年财政预算是基于油价60美元制定的，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明俄罗斯经济要适应油价40美元的状态，也削减了一部分社会福利支出。但在沙特，“花钱买稳定”的社会福利居然已经僵硬到在油价暴跌、国家收入锐减之时也不能大刀阔斧减少福利支出，宁可承受巨大财政赤字，甚至可能是占到总支出一半的财政赤字，显示当局缺乏足够的魄力与执行力去推行必要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能高估其迅速大幅度压缩预算赤字的可能性。7500亿美元巨额国际储备资产一方面给沙特提供了遭遇行情转折经济冲击时的缓冲，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他们痛下决心实施不无痛苦经济社会改革的压力。该区域另外一些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同样如此，甚至比沙特有过之而无不及。

　　伦敦房产利空与做空沙特机会

　　在海湾石油输出国政府与私人富豪们变卖资产的操作中，伦敦等地物业资产将是可供选择的合适对象。不仅如此，超过预期的高额财政赤字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股市都必然是重大利空，而沙特恰恰在去年年末宣布开放证券市场，这很有可能给沙特国内外投机者创造一个做空其货币和股市的盈利机会，其股市、汇市甚至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性国际货币攻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