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北京一四合院业主违规挖洞致附近发生塌陷一事，被视为富人扰民的事件而受到广泛关注。其实，在国外，违反公共秩序的富人也不是没有，但往往会付出沉痛的代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人也不例外，再加上媒体穷追不舍，口诛笔伐，甚至翻出“旧账”。“任性”前，还真得想一想。

　　新加坡 处罚严厉让富人不敢任性

　　长久以来，新加坡一直被视为富人的天堂。码头停靠的超级游艇、可以将豪车一路开进家门并停在客厅的豪华公寓，F1方程式赛车、赌场和金沙的无边游泳池都将财富的魅力渗透在这个城市国家的各个角落。就连脸书（Facebook）共同创办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在内的美国商界名流近年来也为避税决定放弃美国国籍，移居新加坡。这个方圆仅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如今富贾云集。

　　也因为聚集着高薪人士和亿万富翁，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一直居高不下。而各国富人带来的“贵人病”，也的确造成了社会矛盾。去年1月，一名移居新加坡的英国籍资产经理将自己的保时捷送修后，带着儿子搭乘地铁。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有关“穷人才坐大众交通工具”的言论，在网上受到当地居民强烈炮轰。该男子事发后不久便离开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

　　另一个更为轰动的是中国富豪驾驶法拉利导致三人死亡的事件。2012年5月12日凌晨，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在新加坡市区超速闯红灯，与一辆出租车相撞，造成法拉利车主、出租车司机及车内乘客三人死亡。后经媒体报道，非法飙车的法拉利车主是31岁的中国四川人马驰，他驾驶的限量版法拉利价值不低于140万美元（1美元约合6.14元人民币），当时正在新加坡申请永久居民。

　　事实上，与国内不时便出现的屋顶别墅、豪华地窖、飙车打人等新闻主角“非富即贵”的故事相比，新加坡的富豪们出现此类违法的记录并不多。或者应该说，在新加坡，极少出现所谓的“富人专供”的违法行为，不论年薪多少，新加坡人在法律面前都相当克制。

　　新加坡是著名的“罚款城市”，执法严格全球闻名，对违法行为是“零容忍”。即使是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也绝对秉公执法，从不手软。以国内常出现的违法建筑为例，新加坡就建立了清晰且极具操作性的法律规定，由建设局、消防局和市区重建局组成三局联审机制，并通过市民举报和执业工程师定期进行结构安全检查来杜绝违法乱建。

　　建设局规定，在房屋交付使用前必须由专业机构进行审验，而如果要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必须提前进行书面申请。政府鼓励民众对违法乱建的行为进行举报，而每隔5年，结构工程师也会对建筑进行检测并整改。

　　为了真正让政策行之有效，对于所有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的规定，新加坡政府均通过电视、广播以及报纸等各种媒介进行高密度地宣传，让市民切实地了解相关的条文。例如，新加坡建设局就通过深入浅出的图册让市民了解棚、加层、夹层这三种常见的非法建筑物。此外，新加坡政府每年还会委托专业机构做市场调查，让违法建筑没有市场。

　　而对于超速驾驶，轻者会被罚款扣分，重者则不仅要被吊销驾照，还要面临充公汽车和上庭的惩罚。这种对待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的态度，加上政府透明高效的政法体系以及强有力的执法力度，让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不敢有侥幸心理，更极少出现所谓富人钻法律空子的行为。

　　加拿大 任性损害富人信用值

　　加拿大几乎所有大城市郊外都曾出现过成群结队飙车的富豪子弟，最初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富豪移民后裔（当时蒙特利尔郊外常见），后来是上世纪末的香港“97移民”中富二代（多伦多和大温哥华都有，这一批特别嚣张，有些甚至直接在市区飙车和播放大功率音响），最近则出现了大陆华裔富豪子弟（如2011年8月31日在卑诗省白石镇外99号高速上飙车被截停的“十三太保”，其中就有许多大陆华裔富豪子弟）。

　　除了危险飙车，社区扰民也是大问题。这些富豪（尤其富豪年轻子弟）在豪宅里开通宵派对，招徕大批“伙伴”光顾，音响、停车等扰及邻居清净。因为这类行为引发社区治安事件、冲突，甚至通宵派对失火“殃及池鱼”的报道也屡见不鲜。

　　富豪行为不端同样不乏其例：大名鼎鼎的加拿大歌手比伯自少年出道就屡屡“出轨”，酒后驾车、吸毒、飙车危险驾驶、毁坏公私财物、噪音扰民……有人戏称，比伯几乎把所有“富二代”能够引起他人反感的事都做全了一遍，而且“冲出加拿大走向世界”：在阿根廷当众踩踏对方国旗，殴打摄影师，连续盗窃、欺诈、侵犯私人宅邸、随意临时取消演唱会，在巴西和哥伦比亚都因涂鸦被指控，在德国则携带未经检疫的猴子入境并逃避交付检疫费，在美国酒后超速驾驶、噪音扰民……类似这样行为的富豪子弟并非只有他一个。

　　不过，这些“任性”的行为，通常都会付出代价。

　　就拿危险飙车来说，尽管因为飙车族通常选择在凌晨，并刻意避开警方监控设备，导致起诉困难或不易胜诉，但警方仍然采取一些“迂回”措施加以惩处。如“十三太保”事件，加拿大皇家骑警卑诗省总部交警局在仔细分析案情后认为刑事起诉胜算不大，于是转而向卑诗省民事充公办公室提出罚没豪车的要求，理由是“可能参与街头赛车、多人投诉超速、无视伤及其他车辆和路人的可能性”。最终5辆豪车被没收，多名飙车参与者则被以“超速”和“不当改装车辆”名义查扣驾照，最长达20个月。

　　对于知名富豪，媒体大量曝光和当事部门频繁处罚会损及其公众形象，并损害其个人信用值，前者可令其“生财能力”受损，而后者则会影响当事人几乎一切和信用有关的事宜。因此冷静下来的富豪往往会采取措施补救，比如最“不懂事”的比伯日前公开表示“悔过”。

　　至于一系列涉嫌扰民的行为，则主要依靠“特别爱多管闲事”的加拿大“高邻”们主动报警、起诉，一般这种扰邻行为的司法裁判程序都比较冗长拖沓。但原告方胜算很高，如果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其他不法行为（比如私藏违禁品等），后果自然也就更严重。

　　不过有些富豪扰民行为会让人很无奈，如同样在卑诗省，几年前曾有个超级富豪饲养了数十头狮虎之类猛兽，令邻居不寒而栗。但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警方接到邻居投诉后测噪音、气味都挑不出毛病，他又是严格圈养，只能听之任之。直到后来该富豪资金链断裂，邻居以“虐待动物”为由再度申诉，警方调查后发现富豪的确减少了猛兽食物定量（狮虎饭量很大开销自然不小），才以此为由裁定将狮虎全部移走。

　　日本 富人任性会被舆论淹死

　　北京一四合院业主违规挖洞致附近发生塌陷一事，被视为富人扰民的事件而受到广泛关注。问起几位旅日华人以及日本朋友，他们都表示印象中在日本没有听说过这种富人扰民的现象，“富人有钱也不敢任性”。

　　日本是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贫富差距不大，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对于他们，由于认为富人纳税高，自己享受的福利很多来自富人纳税，所以普通国民对富人的通常看法并不反感。

　　在日华人姚女士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她指出，在日本，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富人可以违规，当然在法律范畴内，有钱也可以任性，日本人也普遍羡慕这种合理的任性。

　　在姚女士眼中，日本出点事，就会仔细调查研究并制定出细致规定，再认真执行，渐渐这样的事情就没有了。“如果名人及其家人犯罪违规，那媒体和舆论简直会淹死他，社会信誉一落千丈，工作也‘一命呜呼’，要重建声誉难上加难。”

　　她记得以前日本有位著名女演员三田佳子，她的儿子吸毒被发现后，她向社会道歉，但舆论分析相当深刻，认为她教子方法有问题等等。从此三田佳子从公众场合消失了。

　　从大环境来说，日本本身就是非常讲究礼仪的社会，不懂礼仪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日本人从小就在父母的监督下，养成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不乱扔垃圾，不打搅邻居等良好习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日本即使是有钱人也同样不敢恣意妄为。

　　记者曾遇见过一些富人的子女，有的妈妈是开私立大医院的院长，有的爸爸是大公司的老总，不过他们和普通人家的子女没两样，彬彬有礼，看不出任何骄奢的派头。可以说，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富人的孩子一般不会干出格的事。

　　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注重周围人的感受，学会保持安静。由华侨创办的中国通讯社营业部长姜德春指出，以他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经验，在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富人扰民的事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不违法，实际上，从偷逃漏税、吸毒等方面看，富人的犯罪率远高普通民众。

　　以他之见，在日本几乎听不到富人名人扰民的事件，源于社会发展比较成熟，智能型违法事件（比如偷逃漏税）上升，野蛮型违法下降。像中国商人私挖地下室这种事，在日本就属于野蛮违法行为，如果套用日本的《建筑基准法》，肇事者不仅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还要承担毁坏公共财物的刑事责任。

　　不过他也指出，说是低调，实际上是富人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像大型百货商店，富人购物和普通人是完全分隔开的。富人名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私生活很少曝光，所谓扰民的事也难以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