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加定向降准，被预期为对股市重大利好的政策却迎来了随后两天各指数的全面下跌。网上流传的一纸有关监管部门正在收紧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的文件成为关注和猜疑的焦点。

　　在资本市场，信息是驱动资产价格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现实中，信息的产生与公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在此期间市场中一部分近水楼台的投资者会先于其他投资者获得尚未公开的信息，利用时间差为消息发布后的利好利空做埋伏，从中获得无风险的超额收益。如果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发布过程不能遵循信息披露制度的“三公”原则，那么它就难以避免沦为股市中一部分人的套利工具。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所有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都必须公开辩论。比如美联储的定期听证会，提前公布时间，并且通过正式渠道发布各自的立场，全程直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制定某项政策之前也会进行概念公布（concept release），先向大众公开问题，陈述问题所涉及的利益面并向公众吸纳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充分考量公众的意见反馈之后，SEC发布政策提案，并再次对外公布，经过30到60天的审查和外界评论，政策才最终成型。所有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从参与各方的立场中推测最可能的结果，再辅以媒体的监督、机构的分析和法律对内幕交易的严厉惩罚，普通投资者并不处于信息劣势。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建立发展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不完善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制度的漏洞为人情报价、坐庄控盘、利益输送、监管套利及寻租腐败创造了温床，也为猜忌和质疑带来了滋生空间，这是长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痼疾，更是制约中国股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资本市场的恶疾清理，不仅要“捕鼠”更要“管猫”。加强源头内幕信息管理是防控内幕交易的重要环节，所有涉及资本市场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都要符合保密制度要求，简化决策流程，缩短决策时限，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政策制定和发布过程越是透明，其被外界因素影响的空间越小，政策目标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成本也就越低，效率就越高。只有从权力的源头防范非法内幕交易，强化管理层和权力层的廉洁自律和职业操守，才能对我国的内幕交易问题真正做到因病施治，药到病除。

　　这种自身管理制度的建立固然会有刮骨疗伤之痛，但若能借此让资本市场重归本位，让股市担当起投资与融资之间的桥梁，中国资本市场才能为反哺实体经济做出更多贡献。监管部门在维护“三公”原则、透明化、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已经有所推进，诸多政务公开的做法值得肯定，比如建立定期会议、新闻发布制度，力求在第一时间对市场传闻给予证实或证伪。

　　在沪港通、IPO重启、国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再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等措施陆续推进的过程中，资本市场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提升优先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街灯是最好的夜警”，相信这也是资本市场一线监管者一直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