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一个叫孟德拉斯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写了一本名为《农民的终结》的书。当时，法国正是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末期，农业劳动者人口减少，大量青壮年外出，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讲的“农民”逐步减少、消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变故，为社会提供食物的农业劳动者在30年里减少到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从1946年到1975年，法国农业劳动力从32.6%下降到9.5%。与此同时，乡村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进城了的和留在乡村继续种地的都似乎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传统“农民”的终结自然带来新型“农民”的诞生。

　　今天，法国已是欧盟第一农业大国，不仅是欧盟最大的作物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肉类出口国。法国的农民必须具有农业知识，有资格证书才能务农。法国农村干净漂亮，农民生活富足悠闲。法国目前约有农民30万人，占总人口的0.5％。他们人均拥有的耕地达50公顷，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大部分都是农场主，收入并不比普通城市里的公司职员低，他们不仅享受劳动保险，每年还可抽出一定时间休假。农民每出售粮食、牛羊等都可凭票获得一定数额的农业补贴，还可以在购买农资时收回部分增值税。法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农业补贴政策上和“零农业税政策”上，还体现在社会保障上。农民通过交纳养老社会保险以及居住税和土地税可以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他们可以免费看病，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获得养老金。

　　在英国，从中世纪后期大量农奴演变为自耕农以来，整个自耕农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分化产生了富裕农民和雇工，由于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富裕起来的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生活富足，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许多人还雇佣部分劳动力，他们的身份甚至与乡绅、骑士等阶层越来越接近，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今天，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劳动力的1.4%，农场主靠欧盟和英国政府的补贴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享受着英国应有尽有的公民福利待遇。在北美和一些亚洲发达国家，农业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农场，农业仍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传统行业。与其他行业如工业、服务业相比，农民所交纳的税明显要少，除了税收优惠，还有农业补贴、保险补贴，“农民”和市民、公民已没有身份上的区别。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北美洲、亚洲等由传统农业国演变为现代工业化的国家，他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发生了农民身份的变迁。农民阶层或者说身份的转变大都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一是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剥削农民的道路，通过工业化和机械化促使农民大批破产或失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通过工业化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促进农民职业化的形成。二是工业革命后期的以福利农民的形式保护农民的发展道路。通过立法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补贴农业和农民，促进农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提高素质，催生现代农业和新型农民。

　　直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各界，无论是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讨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都面临巨大困难和困惑。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难以下定义。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到70年代中期，甚至有位德国学者抱怨：关于如何定义“农民”的论战已经拖得太久了，以至于不少人认为继续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与精力。现在看来，这一讨论仍将继续下去。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已完全是个职业的概念，指的就是经营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其他职业并列，与其他就业者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只有职业的分别，没有身份、等级的差别和界限。今天，中国的“农民”还只是一个出生后就没有选择余地和选择权利的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农民”的身份性质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要产生彻底的改变还将是一个相对较为漫长的过程。要实现由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居民、公民的真正的平等转变，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更需要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和促成。要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必须实现“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和过渡，实现城乡“二元”向“一元”的过渡，完成“农民”真正的身份上的变迁。（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田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