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既保护、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动力，也是维系当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支点。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穷国、穷人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机会，“救命药”的两难，只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之一。

　　身兼白血病患者、印度仿制药（以下简称“印度格列卫”）服用者、“印度格列卫”代购者三重身份的无锡私营企业主陆勇，于日前被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已得到法院确认。如果不出意外，陆勇逃过了牢狱之灾。

　　陆勇的故事悲情而纠结：由于身患白血病，他不得不靠服用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研制生产的特效药格列卫维持生命，但每月2万多元的高昂费用使其不堪重负。于是转而购买服用价格低至百分之一的“印度格列卫”，继而开始为同病相怜的患者代购，并因此在白血病患者群中被视为侠义之人。但随之而来的一纸诉状，险些让陆勇陷入牢狱之灾。

　　陆勇被撤诉，作为“救命药”的“印度格列卫”也可以继续购买服用。但陆勇遇到的难题依然存在，还可能有更多的患者面临陆勇式的两难。

　　药厂投入巨资研制新药，而后高价销售以收回成本且获得高额利润，并支持下一轮新药研究，是维持目前世界药品行业运转的基本模式。不难看出，专利保护下的高昂价格，是支撑这一模式的基础。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却是很多亟需这些“救命药”的病人，在“有药可救”的今天，只因无力支付高昂价格而“无药可用”，出于保护创新而设置的专利保护制度，却使“救命药”走向了救命初衷的反面。

　　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一种特例，允许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不经专利持有人的允许而仿制新药，在严密的专利制度中打开了一个口子。譬如面对快速传播的艾滋病危机，南非政府启动强制许可制度，允许仿制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帮助本国穷人得到了相应的治疗。印度则在仿制药方面做得更加宽松，在本国法律的支持之下，很多药物往往都以“先仿了再说”的方式被仿制。“印度格列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包括中国患者在内的许多白血病患者的真正“救命药”。

　　印度的做法作为特例，一直广受争议。在眼前的救人一命与支持新药可持续性研发的两难之间，也确乎很难轻易作出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无国界医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慈善组织，都不得不依赖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来运作项目。无国界医生组织便明确承认，该组织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从印度购买。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者年度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将印度仿制药称为“第三世界的药房”。如此局面，比陆勇和他的患者兄弟们遇到的两难，更暴露出专利保护制度的短处。

　　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既保护、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动力，也是维系当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支点。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穷国、穷人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机会，“救命药”的两难，只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之一。至于在两难之间究竟如何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并形成相对合理、稳定的制度和做法，很难轻易得出结论。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做到，那就是面对陆勇这种以自保为主要目的，且违法但未必犯罪的行为，法律可以在“不举不究”的前提下，以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对待。以此衡量，久居无锡的陆勇，却被抓到湖南沅江市受审，沅江市公安、司法部门就显得有点太过主动和积极。目前，陆勇终于被撤诉，虽然不知背后究竟什么力量在起着作用，但于陆勇而言终究是好事。今后，更多的“陆勇们”也可以以一种更小心的姿态，在法律的边缘处找到自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