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凤云

　　一九过后没几天，一场不大不小的雪降临凤城，来年春旱的担忧又少了几分。然而大梨树人的心里并不轻松。毛丰美去世的这一百多天里，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那些在村办企业上班的，抑或自个儿做点儿小生意的，手上的活儿松下来的时候，心里不免空落落的。

　　一车皮土豆和小米，刨了大梨树的穷根

　　“我就怕他得罪人呀。咱干什么不吃饭呢？非干这个村干部。”回想起30年前的事儿，毛丰美的老伴丁桂清唏嘘不已，“去选干部了，那天我还掉冰窟窿里了。我就哭。我说你还非要干呐？他说，‘硬要选我，我能不干吗？’”

　　1980年，毛丰美成了村里的大队长。一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贫困大队，村干部的工资都是挨家挨户收上来的。毛丰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干部的工资。

　　可钱从哪儿来呢？老毛看见外地拉来的土豆和小米有赚头，就蹲在火车站看卸货。循着麻袋上印着的地址，借了点儿钱就和几个人去了黑龙江。

　　“俺们带那点儿钱也不够用啊。老毛就跟人家说，这么的不好吗？你们着急卖，俺们着急买，俺们人就在你们这儿押着，卖完了回来赎人。这么一来二去这钱就倒腾过来了。”一位跟着老毛贩过土豆的村干部说。

　　忙活一个冬天，扣除各种花销，净剩1万元。大家伙儿的心气儿一下子提了起来，群众的眼睛也亮了。

　　而那个时候，全国农村刚刚包产到户，改革的大潮已迫不及待地涌了过来。毛丰美心眼儿活，思路也宽。1983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就带着大梨树的人们在凤城火车站旁连租带买了6间民房，开起了小旅店。1985年，又开始到城里建宾馆。几年工夫，相继办起了铸造厂、缫丝厂、服装厂、电熔镁厂、工业硅厂等十几个企业，全村900多名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厂，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

　　1992年，大梨树村投资建设了当时辽东最大的封闭市场——凤泽大市场和龙泽蔬菜批发市场，并很快成为凤城地区集轻工、农贸为一体的物资集散地，为城乡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机会。村集体年纯利润达到400多万元，为大梨树带来了宝贵而又稳定的发展资金。

　　认准的道儿，再难他都会走下去

　　雪后的“干”字文化广场空荡荡的，果园里走动着几个做管理的村民，大梨树的旅游已经进入淡季了。每年的农历九月，这里会是红红的一片，晒满五味子。

　　“这个‘干’字9米多高，周围的栏杆也是‘干’组成的，有360个。”大梨树分管旅游的副书记温红娟走在广场上，有点伤心地说，“老书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干，什么都没有。’大梨树的今天就是老毛书记带着大家干出来的。”

　　是啊，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除了“干”，还有什么路可走呢？看看早些年大梨树的荒山就知道了，那些杂草和乱石，就是村民填不饱肚子的见证啊。

　　老毛是个眼光长远的人，打一开始他就没把自己困在这山沟里。可是城里的钱就真那么好赚吗？一个农民，要想在市场里分一杯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老毛发现，后来那几年，乡镇企业普遍往下砍的时候，他必须给自己和大梨树的人们再找一条路了。

　　1989年10月，毛丰美带领村民上了大梨树的荒山秃岭。海绵田前面撅嘴、后面流水，春天下雨多了能储存，遇到大旱也不怕。但做起来却很难，要在山上挖出一人多深的大坑，把石头都挑出来再把好土填进去。机械使不上劲，全靠人力挖。

　　“老毛当时瘦得只剩下90多斤，40多岁的人，却像个小老头儿。”史淑云说，“着急上火严重的时候，脖子动不了，到医院才知道嗓子里长了疖，抽出半针管的脓。”

　　10年的时间，大梨树治理了20多座荒山，修建高标准梯田1.6万亩，栽下了果树近百万株。可老毛没想到，就在治山的节骨眼儿上，村里来了林业公安，说要逮捕他，因为有人告他乱砍树。

　　“我说你先问一问呢，到底行不行你再弄，你就把那窠子砍了。他说，‘我也不是砍了拿我家了，我不是为了村里老百姓嘛。’他说，‘我一碗凉水往平里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人说三道四我不管。”丁桂清一边流眼泪一边说。

　　老毛犟，认准的道儿，再难走，他都会想办法走下去。

　　建龙凤宾馆的时候，国家政策是号召农民办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可村民们还是犯嘀咕：“万一政策变了，归城里了，不白忙活了？”老毛拿不准，就让村干部到县档案馆找来国家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读，这才下了决心。

　　“去县工商局办手续，人家说啥也不批，说‘农民整那玩意儿能叫宾馆？凤城还没一家宾馆呢！’后来老毛直接闯进了县委书记办公室，这才注册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老百姓没钱，咱当干部的千万别占他们的便宜”

　　在大梨树，旅游产业是不可忽略的一块儿。

　　“我们做旅游，不是说你得有多高的学历，有什么样的见识。哪怕你家有一匹马，你就能赶马车，这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赚几万块钱。”温红娟说，“老百姓与游客接触得多了，包括开小旅店、小饭店的，素质也提高了。”

　　可刚开始老毛提出搞旅游的时候，大家都是投反对票的。“说凤凰山离我们这么近，能有人上我们这儿来旅游吗？实际看来我们这个旅游饭用毛书记的话讲，就是‘吃对了，像吃面条一样，越吃越顺溜了。’”温红娟说。

　　这条路是老毛一晚一晚睡不着觉琢磨出来的。他知道他身上的这副担子不轻啊！全村几千口人眼巴巴瞅着，包括所有后勤人员的开支，村民的福利，每年都要500多万元，那都是净钱儿。他不得不时刻想着，怎样才能让这个村庄的发展不至于停滞，怎样才能让大伙儿的生活一直好下去。

　　丹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说：“我们去滕头村调研。有些好的设施，拿个相机，说何晶你给我拍点儿这个，拍点儿那个，都给我带回去。’遇到先进人物，就跟人家交流，你们是怎么干的？你们老百姓的收入是多少？靠什么去增收的？当代表的时候也没忘了大梨树。”

　　“他每一次出门开会，哪怕就走了一天，他回来第一不是回家，也不是到办公室，而是要到山上。有的时候都天黑了，他告诉司机要快一点，说他要上山上去看一看。”温红娟眼睛红红的，说得断断续续，“他说‘我呀，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我特别累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工作很无助的时候，我觉得上山去看一看那些果树，我觉得那些果树是在跟我说话，那些果树是在跟我招手’。当时我们不理解，等毛书记走了之后，自己再上山看一看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梨树人记得老毛的好。记得他当村干部以来，没吃过一户群众家的猪肉。记得他家里的3个孩子结婚、老人去世都没摆过一桌酒席。记得他说的那句“老百姓没钱，咱当干部的千万别去占他们的便宜。”

　　“这咱说，儿女不可能都一样。孩子有条件不好的，他就有那孝心，也拿不出那些钱。”60多岁的宫淑梅裹着厚厚的棉袄，叹了一口气，“有一次我在三院那挂吊瓶，还有一个老太太也在那儿。跟我说，明儿个我不来了，挂完这瓶不挂了。跟我说血脉断了，毛书记给我这些钱我花了。回去我跟俺老头说，咱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哪儿哪儿那疙瘩那老头老太太，没说赶车、砍窠子、送粪么？俺们这的老人一年还给600块钱，管老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