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联盟提出的政纲

　　意味着更沉重的债务负担

　　希腊立法选举的结果恐怕不会有太多悬念：前最大反对党——左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将取代现执政党、中右翼的希腊新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优先组阁权。

　　然而新政府的诞生恐怕要稍晚一些：希腊议会共有300个议席，立法选举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将自动额外获得50席，这意味着取得简单多数需要的最低得票率是36%，激进左翼联盟无法获得这样的优势，这意味着它将不得不视立法选举结果，或选择和一些较小的左翼、中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或硬着头皮去和新民主党及中左翼大党——泛希社运党接洽。

　　不论激进左翼联盟牵头组成哪一种形式的联合政府，都将面临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历任希腊政府一直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弱势且随时可能破局的联合政府，勉力支撑一个负债率高达年GDP175%、失业率高达1/4，社会矛盾尖锐且错综复杂的艰难局面。

　　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提出的政纲，是取消为换取总额2400亿欧元希腊抒困资金而不得不推行的财政紧缩计划，废除部分外债，转而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措施，具体细则包括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升到12000欧元/年，将最低工资标准从580欧元提升至751欧元，将退休金下限从第13个月起提升至700欧元，为300万个家庭提供电力和住房补贴，取消燃油税，扩大失业保险金受益人范畴，等等等等，正是这些纲领让饱受“紧缩”之苦的希腊选民纷纷站在他们一边，但一一兑现这些纲领意味着再花120亿欧元，也意味着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如果还能借到债的话），不兑现又意味着政治失信，且不论如何取舍，都将面临其他参与组阁党派的掣肘。

　　一旦激进左翼联盟组阁失败，转由新民主党或泛希社运党等尝试组阁，问题将更严重——这些党派议席更少，即便组阁成功，新政府的行为能力将更弱，稳定性也将更差，届时人们担心的，恐怕将不再是“新政府会否执行有争议的政策”，而是他们是否还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政策了。

　　民众不愿再被欧洲“债主”

　　强塞一个总理

　　很显然，欧盟对选举结果甚至选举本身都准备不足：直到去年底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对希腊政坛、选民施压，试图“保送”新民主党提名、带有深厚欧盟背景的前欧盟执委会主席斯塔沃罗思·迪马斯当选总理，从而避免这次突如其来的提前立法选举；待迪马斯三次闯关失败，许多欧洲政要惟恐希腊新政府一旦落入激进左翼联盟手中，希腊会“赖账”甚至退出欧元区，更一再发出威胁，甚至将激进左翼联盟这个上届就差点组阁成功的政党称为“极端势力”。不过以22日欧洲央行政策性会议为标志，欧洲明显降低了对激进左翼联盟口诛笔伐的调门。

　　激进左翼联盟也半斤八两：他们显然还沉浸在选战情结中不能自拔，“退出欧元区”和“赖账”等过激言论不时从其政要口中冒出，尽管欧盟和IMF等“大债主”已不止一次提醒他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不论最终组阁成功的是哪一个政党，激进左翼联盟的影响力都会远大于选举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希腊人的意愿——他们当然并非都喜欢激进左翼联盟和齐普拉斯，但曾在历史上被英法“债主”强塞了一个糟糕到后来被他们忍无可忍赶走的德国裔国王的希腊，不希望再被欧洲“债主”强塞一个总理，一如齐普拉斯所言“谁也不能强迫别人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欧洲人恐怕不得不暂时平静下来，努力去思考、去尝试和激进左翼联盟沟通，甚至共事，去了解对方的诉求，并告诉对方自己的诉求。双方必须试着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线，同时明了对方的底线，从而减少彼此间的猜忌和担心——鉴于彼此间缺乏“感情基础”，他们这样做未必能让希腊这个欧洲文明摇篮“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但倘不这样去做，希腊这个烂摊子，只怕会更加烂下去。

　　钱报智库专家、本报特约评论员 陶短房